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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72845191
楊進
26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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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雪紅是20世紀初台灣革命運動內的關鍵人物。儘管她出身於一個文盲貧農家庭，並且要面對極度落後父權社會為她樹立的種種限制，她仍然得以建立和領導台灣共產黨。
雖然她從共產國際中受到的政治訓練帶有斯大林主義的嚴重扭曲，但她的革命熱忱幫助她自行得出了接近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建黨策略。這最終使她與台共其他盲目追隨斯大林主義教條的台共領導人們發生衝突。
在世界革命歷史中，類似於謝雪紅這樣沒有完全理解布爾什維克理論，卻本能性地朝向這些理念前進的革命領袖，其實不在少數。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謝式與南美革命領袖切‧格瓦拉（Che Guevarra)，幾內亞比索革命領袖阿米爾卡‧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和美國黑豹黨領袖佛萊德‧漢普頓（Fred Hampton）這樣的人物相似。這些革命家們雖然誠懇且具有正確直覺，卻很不幸地從未得出所有必要的結論。因此，即便這些領袖們有時會取得巨大的成功並且偶然發覺出正確的策略，由於他們沒有受過全面性的馬克思主義培訓，因而最終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錯誤，導致他們在關鍵時刻遭到最不幸的挫敗。
謝雪紅的革命政治經驗也是如此，因此世界各地的革命家除了以研習她的經歷來認識台灣革命歷史之外，更應該從中汲取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應用到的教訓。 從她的政治生涯中，我們可以得到關於革命方法，戰術和戰略的重要教訓，完全適用於今日世界的情勢。
台灣群眾在日本殖民時代下的激進化
要理解謝雪紅的政治生涯，我們首先要認識當時台灣社會的具體情況。這個居於中國和日本兩個大國之間的島嶼，受到鄰國內的大規模社會演變的影響，但這些演變在島內卻以極其集中的形式呈現。外部勢力的入侵浪潮 - 歷代中國朝代，西班牙，荷蘭，最後是日本帝國主義 - 意味著台灣經歷了一個不平衡卻組合性的社會發展。也就是說，雖然其總體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但外國勢力也為該島部分經濟注入了一些最先進的生產方法。
在人口組成和文化方面，台灣也非常多元化。 台灣最早是由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族定居，後有來自中國南方，特別是福建和廣東的漢族移民浪潮。這些移民大多數是貧困農民，其中許多是為了逃離中國皇朝法制。漢族移民也進口了中國傳統的農民社會架構。 1894年甲午戰爭後， 日本帝國主義成為台灣島上的主導力量，決定性地塑造了台灣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形式。瞭解這些歷史因素如何淬煉了台灣的新興工人階級並賦予其組織上的各個特色，是至關重要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日本向台灣出口壟斷農業公司或財閥。這種發展導致了仍然是以農民為絕大多數人口的資本主義經濟。 1920年，農民佔全台人口的70％， 而工業工人只佔8.9％，這與西方工業資本主義比較起來是相對落後的。[1]
日本帝國主義設立了一個獨裁的殖民政府，另台灣人在自己的家鄉淪為二等公民。日本殖民政府得到了台灣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支持，後者甚至領先為日本政府在台灣組織了監管民眾的保甲系統。任何發現有反日活動的社區都會遭到連坐懲罰。山區內的原住民進一步遭受嚴酷和危險的強迫勞動。
在這種情況下，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啟發了一整世代的工人和青年，他們將社會主義視為解放自己的手段。美國總統羅威爾遜對民族自決權的支持，雖然只是口頭說詞且不包括亞洲人民，但也鼓勵了一群自由主義的台灣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開始組織政治活動，以請求日本政府授予台灣人更多的權利為主要路線。
許多政治社團相繼在台灣成立，最初起源於典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組織。然而，面對帝國主義者和國內主流資本家的蠻橫反對，他們後來迅速激進化，並超越他們最初的自由主義願景，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他們的階級基礎和政治綱領。 其中一個例子是台灣文化協會。它成立於1921年，由1,031名成員組成，規模可觀。台灣文協主要是由台灣自由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旨在透過合法，非暴力手段來促進和捍衛台灣民族意識，防止台灣社會全面日本化。
台灣文化協會的第一屆領導委員會，由左翼和右翼運動的未來領導人組成。 //圖片：公共領域台灣文化協會的第一屆領導委員會，由左翼和右翼運動的未來領導人組成。 //圖片：公共領域
這個意識形態錯綜複雜的社團包含了不同的政治傾向，從一開始的大雜燴開始漸漸產生了政治分野。最右翼的派系以大地主林獻堂為首。後來則有以勞工運動為主的社會民主改良派在蔣渭水醫師周圍成形，也有未來的台共成員，更為激進的勞運領袖李應章（又名李偉光）[2]。雖然右派林獻堂起初被推舉為文協的領導者，但後來以高中和大學生運動開始的台灣社會激進化的發展，迅速將整個組織推向了左翼。後來右翼派系的脫離，也決定性地改變文協的階級本質。
謝雪紅從童養媳到共產主義鬥士的演變
謝雪紅正是從這種社會激進化的背景下步入革命政治。謝氏的早年生活是由兩個鬥爭來定義的：她脫離於貧困環境的挑戰，以及她為了保護自己而反對「更文明」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維持的野蠻父權習俗的抗爭。 她出生於今天的台灣中部彰化市附近的一個非常貧窮的文盲家庭。過度勞累和疾病使她的父母英年早逝。父母的喪亡迫使年僅13歲的謝雪紅被賣到一個小康家庭做童養媳來貼補喪費。而後她則會被旅商張樹敏再次「購買」為妾。
謝雪紅在這個人生階段中的社會地位與一名奴隸相去不遠。她被娘家人強迫負擔艱辛的勞動工作。再嫁於張樹敏後，情況也沒有好轉。然而，雖然張氏低俗無能，卻也帶著謝雪紅出差到日本和中國，為她提供了塑造她革命意識的寶貴經驗。
於1918年爆發在日本神戶的米騒動是第一次激化謝雪紅的歷史事件。當時，日本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危機。大米商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收購農作物，卻不顧造成糧荒而企圖以高價轉售來賺進暴利。最後，這些行為造成的社會問題導致了一場社會爆炸。農民集體反抗大米商和政府，而工人發動多次罷工。結果，日本首相寺內正毅被迫下台以平息群眾運動。目睹著這起宏偉鬥爭的謝雪紅，改變了她以前認為壓迫是生命中永恆的事實，並認識到強權是可以且必須反抗的。
謝雪紅的第二次也是最具變革性的經歷很快就在中國青島實現。當時，五四運動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工人，農民和青年站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勢力。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在青島，謝雪紅遇到了一些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激進學生。他們也同時爭取中國群眾支持深陷俄國內戰的布爾什維克政府。這些學生對十月革命的敘述深深地打動了謝雪紅，令她嚮往俄國工人階級如何掌握權力，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五四運動激化了中國的青年和工人，使他們中的許多人走向了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從而為謝雪紅與十月革命思想的相遇創造了條件。 //圖片：公共領域五四運動激化了中國的青年和工人，使他們中的許多人走向了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從而為謝雪紅與十月革命思想的相遇創造了條件。 //圖片：公共領域
此刻，她決定給自己一個新的名字：雪紅。取自中國學生們展示給她描繪受傷的俄國革命者在雪原上淌血的圖片[3]。 這個新名字是她立志畢生為革命奉獻的見證，是她擺脫封建父權制枷鎖的象徵。比起伴隨著她成長的「假女」和「阿女」等非人名稱，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擁有的真正姓名。
後來，謝雪紅在台灣和上海之間的旅行中，結識了她未來的情人和台共創辦人之一林木順。 他們兩人一起從一般的左翼民族主義走向一個更有見解的共產主義，最後加入了中國杭州的中共共青團。中共當時在政治和組織上溶解於代表中國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的國民黨[4]，但謝式可以看到共產黨人的政治理念優越於國民黨。她貧困的人生經驗，以及她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極限的理解，使她確信了階級觀點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她與張樹敏離婚，開始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
謝雪紅的政治教育和她在歷史上的角色
謝雪紅將在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個人作用。但在她的一生中，我們也看到她的演變是如何體現了她周圍世界更大的社會變動。從貧困環境出身的謝雪紅，與大多來自富裕，受教育背景的共產黨員形成鮮明對比。謝式在20餘歲後才開始識字，儘管她有出色的階級直覺，但她對自己的表達能力缺乏信心。 她自己形容這是她一生中的枷鎖[5]。儘管她迅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公眾動員和在台灣文化協會內的重要組織者，但她沒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台共運動的最初階段，她寧願讓其他人起草理論文件，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組織任務上。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的斯大林主義腐化增加了世界共產運動內部性別歧視和沙文主義的惡習。列寧去世後，蘇共開始要求懷孕或帶著孩子的女性黨員只能變成家庭主婦，這個做法也在莫斯科留學的外國共產黨學生中傳播[6]。俄國革命以前曾極力反對的這些反動思想，現在正在被為自肥的官僚機構積極推動。當她後來在台共取得領導地位時，黨內其他一些領導人，如蘇新，也對於自己要被一名女性領導的情況相當詬病[7]。這也為後來黨內對謝雪紅的惡毒鬥爭埋下伏筆。
謝雪紅和她的同志們在前往莫斯科前合影留念。謝坐在前排右二。 //圖片：公共領域謝雪紅和她的同志們在前往莫斯科前合影留念。謝坐在前排右二。 //圖片：公共領域
然而，對謝雪紅政治發展的最大限制是她從共產國際收到的斯大林主義政治教育和領導。當她於1925年抵達莫斯科時，俄國革命被孤立於一個大而落後的國家中，經歷了多年的外國入侵和血腥的內戰。西方革命的失敗迫使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孤軍奮戰，這也導致了一群使用其社會優勢而獲得社會特權的官僚得以滋長。這個階層推舉斯大林為他們的最佳代表，開始在國內和國際上推行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以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來維持他們的特權。如托洛茨基這樣代表布爾什維克主義真正傳統的政治領袖則遭到攻擊，邊緣化和抹黑。
共產國際成為了控制世界各地缺乏經驗共產黨的官僚任務主管，命令他們犯下接二連三的錯誤。在中國，共產國際採用階級合作主義的方式面對資產階級國民黨，並命令中國共產黨進入國民黨，並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這讓蔣介石得以在1926年開始發動他的血腥政變對中共和中國工人階級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在莫斯科與謝雪紅一起受訓的日本共產黨人，也看到了他們的政黨被共產國際鞭策成一個唯命是從的組織，嚴格遵循共產國際的路線。謝式在莫斯科就學時，她和她的同學們目睹了日共內部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的鬥爭。 一開始，主張脫離群眾工作的極左福本派在日共內部佔多數，而主張右傾取消主義，要求解散日共，共產黨人各自活動於群眾之間的山川派則佔少數。
對此爭議，共產國際以布哈林的「27年論文」對日共內這兩種政治傾向作出批評。布哈林的批評總體上是正確的：共產黨人不應該孤立於群眾之外工作，但當他們在群眾組織內工作時，他們也不應該失去他們的政治原則和組織獨立性。 然而，一個健康的布爾什維克國際領導團隊應當致力於與持不同意見的基層黨員舉辦民主性的討論。共產國際的作法則恰恰相反。他們採用了季諾維耶夫式的官僚手段，在布哈林論文發表後逕自宣佈辯論結束，並強行重組了日共的中央委員會，並從中排除了仍然受多數日共基層黨員擁護的福本和夫。
這種從高層發號施令，不參與辯論，以及以官僚手段強行改組在地領導人的方法，導致最有意識的黨員灰心喪志，並成為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斯大林化演變的一部分。當然，福本和夫也被誣衊為一介「托派」，儘管他並不支持托洛茨基[8]。這種官僚性的行事手段，再加上「一國社會主義」和階級合作「人民陣線」等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是謝雪紅所受到的教育，而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培訓。
總體來說，謝雪紅的政治教育是由於她接觸到的共產國際內部兩大思想鬥爭所塑造的：一方面是如上述的日共內部辯論，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托洛茨基左翼反對派與斯大林主義之間的鬥爭。後者也塑造了大多數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運動家的思想。
她對托洛茨基 - 斯大林鬥爭的反響很遺憾地被限制於她無法接觸主要資訊來源的生活情況。斯大林主義官僚故意禁止她學習托洛茨基的真實論點。因此，她的立場似乎表面上是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然而，正如我們會看到她在實踐上將會一次又一次地與斯大林主義路線發生衝突。
我們可以確信她擁護斯大林並反對托洛茨基，否則她不可能被允許在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黨中獲得領導地位。 在她晚年於北京在被文化大革命迫害的情況下撰寫的口述回憶錄中，謝雪紅對左翼反對派「反黨」活動的描述很明顯地表現她並不理解實際情況。她將托洛茨基描述為「反中央」派系的領導人，但卻將托式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拉迪克，索科利尼科夫和布哈林這些在不同時期具不同立場的人物混為一談，很顯然地完全接受了斯大林官方的說辭。
謝雪紅當時還面臨了另一個障礙。她在學時主要是和日本學生一起接受訓練，且不諳俄語，因此，她幾乎沒有機會與托洛茨基的俄國支持者們交流。另一方面，後來主要聚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左翼反對派，此時還尚未成形。
謝雪紅在莫斯科完成學業後，帶著自己的所有優缺點，前往上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台灣人一道為創黨大會作準備。
反對打壓的抗爭
當時，亞洲各國新興的共產黨面臨著嚴峻的情勢。惡劣的經濟條件加上殘酷的政府打壓給他們的政治工作帶來了巨大的障礙。許多人遭牢獄之災，而其他人則在壓力下屈服。然而，與此同時，鎮壓卻也使一些最堅強，執著的革命家們脫穎而出。 對謝雪紅來說，她並沒有想到自己日後必須擔負領導台共的責任。但這個地位卻因為早其台共領導人們的竄逃或脫離而迫使謝式扛下帶領全黨前進的大任。
共產國際一開始指示台灣共產黨以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形式成立。台共的創黨大會遂於1928年在上海的一間照相館樓上召開。與會者除了來自不同國家共產黨內受過訓練共產黨內的台灣籍籍共產黨人外，還有來自日本，中國，韓國和美國共產黨的代表。創始大會選出了一個中央委員會，並通過了一些組織決議案和政治綜觀性組織決議案理論觀點文件。根據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二段論」，台共創黨的理論文件認為新創立的台共認為，台灣的工人階級仍然太弱，革命者應該努力從台灣社會中清除封建主義的殘餘，並將自己侷限於民主鬥爭，而不是鼓舞工人階級承擔，領導社會主義任務。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斯大林主義共產國際的思想和手段深深地影響了新成立的台灣共產黨。
起初，謝雪紅在台共黨內扮演著次要的角色。在創黨大會上，她被分配了在台灣組織國際赤色濟難會的行政工作。 然而，在大會召開十天之後，台共在上海組織的一個地下讀書會遭到了國民黨特工和日本上海租界區警察的襲擊。雖然謝雪紅跟同夥們沒有被揭發為共產黨員，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將謝雪紅強行引渡回台灣。
政府的打壓驚嚇了台灣內外的台共領導人。一大群在闖蕩大會上當選的領導人們因害怕被捕而逃離台灣，讓謝雪紅和其他兩位同志人承擔了所有工作。被視為領導行人物的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蔡孝乾逕自逃亡至廈門，迫使謝雪紅承擔起領導全黨的責任。還好，此時謝雪紅還不必孤軍抗戰。她身旁在有忠誠的同志們林日高，莊春火和新黨員楊克培在早起與她一起在台灣建構台共組織。
1928年下旬， 日本政府對日本共產黨的鎮壓日益加劇，這也加深了台灣內部的困境。儘管謝雪紅沒有被定罪為共產黨人，但警方仍然將其列在監視名單上。日警經常搜查她的住所和辦公室，迫使她不得不反覆將重要文件隱藏在糞坑內。有時候謝式甚至要直接銷毀證物，以防止警方獲取重要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內部會議和讀書會當然很難安全地舉行。
台共的東京支部在全黨成立僅四個月後即被警方拘提。隨後，日共派遣中央委員會主席渡邊政之輔攜帶大筆資金和文件親自訪問台灣以便協助年輕的台共，但他於同年10月在基隆被警方揭發，因而當場舉槍自盡。沒有經驗豐富的日共的指導和經濟援助，台共必須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下自力更生。此時的台共僅有一個弱小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其中只有三名成員，包括謝雪紅本人。在這些條件下，謝雪紅得以維持台共的生存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然而，嚴峻的物質環境確實限制了台共的活動。儘管謝雪紅自行制定了一個平衡於合法與地下工作，以招募和培訓新黨員為主軸的策略，但是要將台共打造成一支嫻熟政治理論和組織技巧的幹部政黨，卻需要耐心，細心的長期工作。在此過程中累積起來的勝利也不免遭到挫敗。例如台共後來得以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農組）在1929年初遭到日警大規模搜捕領導人，而這個具全國規模的農民群眾組織也被迫地下化。
來自客觀條件的劇烈壓力有時也會使革命黨內一些不健康的現象浮上檯面，這對台共來說尤其如此。 林日高和莊春火這兩位早期與謝雪紅一起建構台共的中央委員，後來也招架不住疲勞而黯然退黨。
政府打壓不僅驚動了部分台共黨員，它還加劇了年輕成員的不耐煩和冒險，極左傾向。然而，正是在這種時候革命家們不應該失去理智並開始從事冒險活動。不幸的是，面對受斯大林共產國際支持的台共惡毒極左派系，謝雪紅也無法將台共發展維持在正確的道路上。
謝雪紅的群眾工作策略
謝雪紅在執掌領導責任後所沿用的種種策略，證明了她儘管受到墮落共產國際的訓練和領導，卻能夠獨立地得出布爾什維克式的結論。此時，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指導下採用了極左的「第三時期」理論，認為如果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公開敵對於既成的改良主義工人群眾組織，並設立獨立於主流工運以外的工會和運動的話，他們將迅速吸收訴求革命的工人群眾。這種策略完全無視列寧主義「耐心地解釋」的準則，不瞭解新投入政治的工人們不免會選擇支持改良主義領袖和既成的群眾組織。「第三時期」的政策不僅無法讓革命家們有門路與廣大工人群眾接觸，反而讓主流工運的基層敵視了革命派，並讓更激進的工人被孤立在主流運動之外，無法參與。
台共多數黨員從創黨大會開始就受到共產國際的冒險主義策略和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思考方式之影響，因而讓台共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個宗派（Sectarian）團體。然而，謝雪紅的思路卻不斷與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互相衝突。在她的領導的初期，她將黨事務的重心放在招募和訓練革命幹部上，而不是認為零星的幾個共產黨人可以迅速帶領群眾運動。她還尋求在可以維持各方政治原則的前提下，與台灣各地新興的大型工會組成統一戰線。此時這些工會的基層群眾正在從改良主義意識走向戰鬥意識。
然而，台共起初最大的成功莫屬於其在文化協會內的工作。當時的文協正在快速朝左翼激進化，謝雪紅也利用她先前與許多青年和學生領袖所建立的關係，逐漸招募新黨員。在這個環境中，謝式得以招募全國知名的農組領導人簡吉、趙港等人。
後來加入台灣共產黨的農民領袖簡吉。 //圖片：公共領域後來加入台灣共產黨的農民領袖簡吉。 //圖片：公共領域
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農組於1927年在台灣各地膨脹到23,400餘名成員。但兩年前只有13名成員[9]的農組，雖然有大批新成員加入，仍然還尚未定性。要有效地將革命思想傳遞給基層農組會員，首先必須要教育和培訓農組的中間領導層和有天份的組織者們，並招攬他們加入台共，以便日後再把革命理念傳遞給更廣大的群眾。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監視下，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謝雪紅清楚理解這一點。她的第一步是在農組總部設立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而不是訴求立即動員農組的群眾基礎來進行運動。在研究會內，與會者們研討如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著作《共產主義ABC》。謝雪紅和其他台共黨員也對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和1915年台灣西來庵起義經驗等話題舉辦講座。這個讀書會在舉行過十三次會議後，搬到了謝雪紅和楊克培開辦的國際書局。這個書局成為了台共宣傳組織工作的合法掩護[10]。
台共在農組內的工作不僅限於主要組織者的教育。台共也積極參與指導農組如何進一步鞏固成一個國家規模的組織，並指導農組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呈上大會的各個決議案內容有很大影響。
謝雪紅也將農組視為接觸更廣泛青年和婦女，並將他們吸引到革命社會主義政治的途徑。謝氏說服了農組領導人們開始積極招募和教育農村青年和婦女。前者可能成為未來的工人，而後者則被台灣以小資產階級為主的女權主義運動排除在外。這兩個群體都需要融入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11]。這些舉措清楚地顯示了謝雪紅認真為革命黨建立堅實的基礎的長遠思考方式。
由於台共的活動必須地下化，謝雪紅還試圖藉由農組為與工人組織聯繫的基礎。為實現這一目標，她召集了農組，文化協會，多個改良派工會和台灣民眾黨代表[12]，致力與這些組織形成「統一戰線」。
台灣民眾黨是一個由台灣資產階級建立的合法自由派政黨，起初訴求通過非激進的手段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協商以求得漸進性的社會改革。但在1928年7月，民眾黨經歷了以階級為分界線的分裂。同年上旬，民眾黨的創黨元老之一蔣渭水在階級鬥爭的壓力下開始激進化，他主張民眾黨應是工人和農民的政黨，並進一步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由29個大型工會和7,000名成員組成[13]。這導致如林獻堂和蔡培火的右翼民眾黨大老宣佈妥當，逕自成立了資產階級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公開反對階級鬥爭。實際上，民眾黨在由下而上的激進化過程中從一個資產階級正當轉變成了工人群眾的政治組織，儘管大部分的領導和黨員仍然對改良主義把持幻想。
謝雪紅將這些發展視為一個契機。在她與民眾黨和改良派工會召開的會議上，她提議與會的組織應該共同協調抗議行動和抵制警察鎮壓[14]，但她的目標是與具先進意識的工人階層聯繫，並向他們展示共產黨人政治行動的優越性。雖然最終這個聯合陣線後來沒有實現，謝雪紅的嘗試表示了她試圖採用真正的列寧主義方式來進行群眾工作。
台灣工友總聯盟會議成為台灣民眾黨群眾基礎的一部分。 //圖片：公共領域台灣工友總聯盟會議成為台灣民眾黨群眾基礎的一部分。 //圖片：公共領域
然而，共產國際並不贊同謝雪紅的思想和策略。相反，它將支持台共內訴求災難性冒險主義的極左派。
台共內的惡鬥和分裂
在台共創黨的同時，黨內就已經迅速形成了一個反對派，以在上海活動的翁澤生為首。在台共成立之前，翁澤生就已經被認為是在中共內部工作的台籍共產黨人中的領軍人物。雖然謝雪紅最初也是被中共招募的，但她入黨後很快就被派往上海，然後被送到莫斯科接受訓練，因此沒有像翁澤生一樣在中共黨內能聚集一批長期支持者。
翁澤生更是曾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瞿秋白的學生。後者將利用他的權力親自為翁澤生介入台共未來事務。此外，人在上海的翁澤生與共產國際代表米夫（Pavel Mif）旗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保持密切聯繫，藉此成為了台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主要聯絡人。他後來開始利用這個職位向遠東局提交修改過的台共事務報告，並以共產國際之名向台共發出自己的命令[15]。
翁澤生與其黨羽開始以極左主義和冒險主義的視角來批判謝雪紅的領導。雖然他們的提案與布爾什維克主義毫無關聯，卻吻合於斯大林主義在國際上採用的路線。極左派對謝雪紅的批判可以用一封署名於日共致台共的信函總結。學者白安娜（Anna Belogurova）表示這封信很可能是由翁澤生派繫起草的，內容包括了以下對謝雪紅的指控：
「黨內因缺乏工人和農民（以及缺乏讓他們參與的努力）而與群眾分離；群眾普遍不知道黨的存在;台共傾向機會主義，而逮捕後知識分子黨員也被官方動搖;成立大規模合法工人政黨是錯誤的目標;缺乏黨小組和黨報;透過知識份子讀書會來領導農民運動顯然是完全不夠的。」[16]
值得注意的是，台共在1930年只有25名正式黨員[17]。要立即期望群眾「意識到黨的存在」並迅速招募，完全不瞭解謹慎的地下工作的必要性。對「農民運動領導力不足」的批評透露了翁澤生派希望台共立即引領大規模抗爭，而不是先做好必要的幹部整合工作。
然而，在台共成員內，不耐煩的情緒導致許多人開始支持翁澤生。翁派不僅說服了農民領袖趙港，也招募了從日本抵達不久，並立即對謝雪紅的領導感到不滿的蘇新。這恰逢謝雪紅派系處於士氣低落的狀態，而謝式的壞脾氣更加劇了台共內的緊張氣氛[18]。林日高和莊春火宣佈退黨後，謝雪紅稱為黨內僅存的中央委員，並且必須獨自面對反對派的攻勢[19]。
謝雪紅最初試圖透過在松山召開一次黨內會議來處理中央委員會的崩潰，但是反對派正是利用這個機會正式宣佈他們的存在。翁派直接向謝雪紅提出他們的要求，包括加速建立紅色工會的工作，解散文化協會以便讓台共能夠更直接，公開地招募黨員。他們也像謝雪紅表達他們對黨領導的種種不滿。謝式雖然承認自己的一些錯誤，但仍然堅持不同意翁派提出的冒險主義路線[20]。
在松山會議之後，翁派繼續打者正統斯大林主義旗幟對抗謝雪紅。翁澤生除了反覆向共產國際抱怨台共的疏失外，更說服瞿秋白撰文批評台共，並建議台共修改黨綱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翁派遂將這些批評描述為共產國際的正式命令。在松山會議後，翁派自行成立了一個名為「改革同盟」的派系，並選舉了自己的中央委員會[21]。
謝雪紅在此時不僅淪為黨內少數派，她的政治觀點相悖於改革同盟所擁護的共產國際路線。翁澤生最終獲得了遠東局的支持。他的集團在沒有邀請謝派參與的情況下逕自於1931年召開了「黨大會」，並宣佈開除謝雪紅和她的兩名追隨者的黨籍。
斯大林主義付諸實踐與台共的瓦解
謝雪紅所倡導的穩紮穩打訓練幹部和統一戰線策略一夜之間與謝雪紅一起被拋出黨外。取而代之的是冒險主義和建立紅色工會的企圖。翁澤生集團認為這些手段可以迅速團結所有台灣工人接受台共領導。
與此同時，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嚴重的減薪和失業浪潮，以及1931年賽德克族英勇的自發武裝起義（即霧社事件），加深了台共的錯覺。他們確信一個全國性起義迫在眉睫，而光靠一小群台共黨員就能領導它。
在霧社起義期間，日本士兵殘酷地轟炸了賽德克戰士。 //圖片：王仲立，公共領域在霧社起義期間，日本士兵殘酷地轟炸了賽德克戰士。 //圖片：王仲立，公共領域
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明白，即使在最有利的社會條件下，革命政黨的作用永遠不會替代群眾的角色。相反，它必須經歷與群眾一起奮鬥，一起得到必要的經驗和覺悟，並耐心地向群眾解釋採取革命性的方案的必要，以說服群眾自願性地支持發動革命。
新台共領導們遵循著真正的斯大林主義的手段，驅逐了黨內任何反對路線改變，或是不瞭解新路向的黨員。任何持不同意見的黨員皆被被貶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並被開除黨籍，儘管當時少有台灣人知悉托洛茨基其人。
台共開始領導了一些小型罷工，結果好壞參半。有時，台共甚至試圖將自發的小罷工塑造成反對台灣民眾黨運動，完全不顧於罷工工人們的意願[22]。在這個過程中，台共獲得的不是台灣群眾的支持，而是日本警方的注意。
最後，在1931年，日本政府對任何疑似台共黨員的人士發起了大規模逮捕。由於他們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台共所有的高層領導人相繼落網，其中包括謝雪紅和她的追隨者們。日本政府同時打擊了整個台灣左派。台灣民眾黨和農組都被勒令解散並遭非法化。
新加入台共的黨員們聽信了高層的說詞，以為革命已經近在眼前。這種幻想導致了更多的冒險主義策略。在台共領導人們被搜捕後，少數年輕的黨員遂計畫在大湖和竹南以40名農民的兵力進行起義。但他們在起義能夠發動之前就遭逮捕[23]。
這些發展在台灣基層群眾之間造就了長達十多年的低迷士氣，所有激進社會運動都必須要等到二戰後才得以復甦。
有鑑於台灣共產黨人付出的巨大犧牲和奉獻，台共下場的悲劇性不言自明。歸根結底，只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旗幟，方法和傳統才能引導一個小黨逐漸茁壯，並在工人階級奪下政權的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如果缺乏了這個政治觀點，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任何努力都會付之一炬，正如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例子所見。
台共所有黨員為反抗壓迫和推翻舊世界的決心，是台灣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所捍衛的革命遺產。但是，我們也有義務學習和吸收他們用生命所換來的政治教訓。
"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marxist.com)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全球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敬請填寫"聯絡我們"的表格，或致信[email protected]，謝謝！
註釋
[1]翁佳音編，「台灣社會運動史」 - 勞工運動，右派運動，稻鄉出版社，台北，1992，p15
[2]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稻鄉出版社，台北，2003，p50
[3]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楊翠華，國家圖書館出版，台北，2004，第23頁
[4]John Peter Roberts， 中國：從永久革命到反革命，Wellred Books ，倫敦，2016，p31
[5]謝雪紅，p229
[6]John Peter Roberts，p65
[7]林瓊華，「從遺忘到現在：謝雪紅的歷史在台灣與中國的影響與遺緒」，台灣史學雜誌，第15期，2013年12月，p4
[8]謝雪紅，p247
[9]蔡石山，《台灣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1924-1951，中文版，台北，2017，p192
[10]陳芳明， 「謝雪紅評傳」，城邦文化出版，台北，2009，p73
[11]同上，p78
[12]翁佳音編，「台灣社會運動史」 - 勞工運動，右派運動，稻鄉出版社，台北，1992，p72
[13]陳芳明，第76-77頁
[14]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員會，「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創造出版社，台北，1989，https：//archive.org/stream/b614103080_tmu/%E5%8F%B0%E7% 81％A3％E7％A4％BE％E6％9C％83％E9％81％8B％E5％8B％95％E5％8F％B2％EF％BC％88％E7％AC％AC％E4％B8％ 89％E5％86％8A％EF％BC％89_djvu.txt
[15]Anna Belogurova，「國際共產主義公民世界：台灣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1921-1931）」。現代亞洲研究，可在CJO doi：10.1017 / S0026749X12000327，p16
[16]同上，第15頁，作者自英文原文譯
[17]同上，第17頁
[18]林瓊華，第14頁
[19]楊克煌，「我的回憶」，楊翠華，國家圖書館出版，台北，2005，p82-83
[20]陳芳明，p128-130
[21]Belogurova，p19
[22]翁佳音，p192-p202
[23]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 ，前衛出版史，台北，1990，P136
個人積分：2972分
文章編號：72845518
史達林就喜歡看這本書，他桌上就擺這古斯塔夫勒旁這本書，他是波拿巴主義者
波拿巴主義指的是一小群人透過「集體的無意識」和「大眾缺乏理性邏輯和事實推理能力」，操控不同族群最終達到獨裁
最早是馬克思論述法國皇帝路易‧波拿巴為什麼大革命之後君主制獨裁又會在法國復僻的根本原因
很可悲的 因為群體集體不思考的結果就是被波拿巴主義者奴化
這是利用群眾的毫無邏輯思考和批判精神，喜歡形象化、迷信、過度情感化思考，種種人性弱點而導致
再看看戈培爾效應這是一句二戰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川普說一說美國第一、希特勒說一說德國是亞利安人、集體不思考的結果就是大眾被自私自利少數的菁英所奴化，最終傷害到民主機制
在看看史達林搞個人崇拜，馬克思的無神論和科學社會主義也被搞成了「民族主義」和「有神論的個人從拜」，史達林成為新沙皇
但是這本書的作者古斯塔夫‧勒旁忽略了這一點，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沒有徹底變革以前的社會群體革命是不會改變舊制度的，反之改變舊制度就是可能的
在21世紀自動化和人工智慧生產力已經和20世紀根本不同的情況下，革命才有可能促進社會變革和進步
個人心得：你們有沒有從小被一個比你智商低許多的父母和長輩等無知的人指責「你不合群」的經驗？ 我是有這樣的經歷
人類心理學機制有一個最大弱點就是合群，人都是害怕被孤立的，因為這會影響生存，但是看看軍隊體制和那種學長欺負學弟，合群導致盲從，人類幾十萬年前從通過社群協作和合群出非洲是為了怕被孤立，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允許集體中每個人有意見的否則單打獨鬥會導致物種的滅絕，但是合群讓人類自身喪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從而導致法西斯主義和獨裁政體的誕生，在現代社會這是人類一大弊病，往往導致法西斯獨裁政體和獨裁政權的壓迫，想想看如果你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軍人剛好在南京大屠殺現場，你要不要合群一起屠殺老百姓？不屠殺你就是不合群，會遭人歧視會被群體孤立，另一個例子如果你是希勒勒統治下的納粹黨衛軍你要不要一起屠殺猶太人？你不屠殺猶太人你就是不合群，就會被扣上這個帽子，然後被群體孤立，這就是「人類合群這種原始生物學的生存機制」集體不思考的作用結果導致的邪惡，例如這種群體會主張學習「集體服從」，例如軍校裡的學長學弟制，不准對社會和群體有意見，但是這種社會會破壞人類的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成為一種威權體制，這就是愛因斯坦從小就很討厭軍校體制的和填鴨式洗腦教育原因。
我相信一個效率最高的現代社會，應該是要容許讓每個人都有表示不同意見和看法的空間，同時也要允許每個人獨立思考根據理性做出決策，如此才能達到市場經濟和民主機制的最高效率。但是往往現代民主機制和市場經濟沒但法體現最高效率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主和市場經濟假設每個人都能夠理性思考並且做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決策。
但是這種假設就只是一種妄想，因此才會有那麼多波拿巴主義者
無意中看到以下這篇文章有感而發
https://kknews.cc/zh-tw/psychology/ovpa5o5.html
心理學家：優秀的人不合群原因很簡單，因為群體成員大多都很蠢！
2017-06-03 由 心理學了個啥 發表於心理
我們區分優秀、平庸與愚蠢三者之間的區別時，他們的地位、財富、學歷並不是主要的評判標準，對於一個優秀的人來說，自由而獨立的思考能力才是決定優秀與否的關鍵因素。其實我們會發現，有時候生活中的一些負面情緒的來源不是自身，而是受到你所在群體中某個成員的影響，獨立的思考能力也是如此，所以，心理學家指出：優秀的人不合群的原因並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高冷、沒時間、沒有利用價值，而是群體中的大部分成員都較蠢，雖然詞不好聽，但是我們從下面的心理分析過程來看，也許你會認可這一點。
大多負面情緒是因為內心矛盾
因為人無法脫離群體生活這個特殊性，沒有人能夠完全獨善其身，大部分人都會受到了他人言語、思想的影響而產生了心理矛盾導致發生負面情緒。所以，當我們不能學會暫時脫離群體或者選擇合適的群體時，我們就會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個這種思考不僅僅只是針對某個問題，而是對自我思考、認可和改善的一個心理過程。
為什麼群體中大部分成員都是「蠢貨」？
為什麼說成為優秀之人的道路是孤獨的，其實並不是說一定得逼迫自己離開某個群體，而是大部分群體成員是既無法控制自己，還妄想控制他人的一群「蠢貨」，如果你想保持較高質量的思想和心理健康生活，逐漸脫離一些群體是必經之路，否則，你就會繼續受到這些「蠢貨」的影響。那麼，哪些因素影響了獨立思考能力呢？
固有思維、個性控制、情緒控制、習慣控制、環境控制以及人際控制，從這六點來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受到了這幾種不良心理過程的影響。接下來，我們說說它們是怎樣影響著我們的。
固有思維：我們存在一些幾十年而形成的思維習慣，例如：非黑即白，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評判他人行為等等，本身我們就很難脫離這種思維習慣，而群體其他成員的思維灌輸就會更加雪上加霜；
個性控制：個性這個心理因素並不是要顯得你有多麼特別，而是一種能夠容納他人、不同思想的心理特徵，這對於人適應社會有著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缺乏個性的人往往都十分苦悶，然而，群體控制會更加抑制個性的發展；
情緒控制：控制情緒便能控制人生，這句話並不為過。情緒能夠左右一個人行為的全過程，然而，情緒會受到群體的傳播，我想一個人靜靜便是暫時脫離群體控制情緒的一個過程。但重點是，我們要學會表達情緒，而是受到情緒控制，例如：你對某人很不爽，你對他說：你剛才做的那件事情讓我不太舒服，這就是表達情緒，直接跳起來破口大罵直接吵架，這就是受到情緒控制。
習慣控制：習慣之所以難以塑造或者改變和群體性有很大的關係，之所以說要選擇正確的圈子也就是因為你容易受到群體的影響，或是負面或是正面的。
環境控制：羊群效應，這個心理學效應就是說明了人容易受到環境影響，跳出這種控制十分不容易，但是其中一個關鍵點是，理解真正意義上的人際關係以及社會規則，而非你心裡臆想出來的理想關係。
人際控制：人際控制既是一種群體優勢但也是劣勢，例如：你幫助了別人，當別人反過來不幫你時，你的思維觀念、情緒就會受到較大影響；別人幫了你，也許你就會開始受到登門檻效應的影響讓這種人際回報的雪球越來越大。所以，當你利用人情時需要謹慎考慮並且平常心看待，因為你的付出和回報不一定會成正比。
看完這六個因素也許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群體中大部分成員都是「蠢貨」了，過度依賴群體的話，我們也將很難獨立思考並且發現自我、提升自我。可以肯定的是，越早學會適當脫離群體，就越會得到益處，否則，你也可能變得和群體中大部分成員一樣蠢了！
我舉6個例子
1.你看看政治亂投票的人一堆，投給主流藍綠兩黨 但兩黨都是爛貨
真正看懂真相的往往是少數，而沒有政治獻金支持的人絕對不可能當選，因為民眾早已被洗腦
2.看看投資學一堆散戶跟人一起買股票，看人買什麼自己就買 最後被套牢
3.我樓上舉出法西斯的例子，在那個環境你不屠殺老百姓 你就是不合群的
不屠殺老百姓會被自己的同僚看不起
你想指責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的錯誤?
好 你就給我去禁閉室待著
4.一堆人媒體說什麼就信什麼，連不符合科學思維沒有經過事實證據和邏輯檢驗，查證都沒查證就相信
5.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圍觀事件
6.民族主義與宗教中的洗腦事件
再看看毛澤東所作所為，也跟波拿巴主義者沒有兩樣 毛哲東曾經希望湖南省獨立出來成立一個湖南共和國
後來因示勢利導，分別成為假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民族主義者，並和美帝國主義建交
從這點完全看的出來，他毛澤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者，實際上是打著馬克思的旗號的假馬克思主義者
以下證據證明這是毛澤東所寫支持湖南省獨立運動，毛澤東主張湖南應該從中國獨立出來
1920年9月3日，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主張中國應該像其他帝國一樣解體為至少二十七個國家：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麼理由呢？……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盪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個懂得『甚麼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波蘭獨立，截克獨立，匈牙利獨立。尤太、阿刺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上，亦建了三個政府。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已醒覺了……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
」
——毛澤東，《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
以下文章是拖派關於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的歷史檢討
中國——通向資本主義的新長征
中國——通向資本主義的新長征
註：文件原稿寫於2006年4月，在同年7月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全球大會上經討論和投票通過。
第一部分
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1949年的中國革命雖然具有官僚主義變質性，但仍然是繼蘇聯革命之後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它消滅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可是現在，資本主義正充斥著中國。這是如何發生的？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將回顧從1949年革命到毛澤東時代結束這三十年間的歷史事件。
緒言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二偉大的事件。它消滅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這片廣闊領土上的統治。
在俄國革命中，在具有國際主義視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建立了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然而，1949年的中國革命建立起的卻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畸形的工人國家。
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不具備工人民主最基本的條件。這裡沒有蘇維埃，沒有工人管理，也沒有獨立於國家的真正的工會，甚至沒有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其原因是開展這場革命的斯大林主義者所領導的農民軍隊，而不是城市裡的工人階級。農民軍隊是波拿巴政權的慣用工具。毛澤東依靠農民軍隊，用波拿巴主義的方式操縱不同的階級，把紅軍作為武器先反抗地主、再反抗資本家。
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勝利離不開一系列特殊的客觀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帝國主義干預失敗。其次，在資本主義下，特別是在完全墮落的蔣介石的資產階級政權下，中國無法獲得發展。再次，一個強大的斯大林主義畸形工人國家——蘇聯，就在中國的邊境上。
毛澤東和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在中國以斯大林主義的蘇聯為藍本建立了一個新政權——這是對工人國家的糟糕模仿。因此，1949年中國革命開始於俄國革命結束之處。
我們需要記住的是，不管中國共產黨具有什麼不正確的觀點，中國革命仍然消滅了資本主義。毛澤東最初的想法是要發展一百年的資本主義。他贊同斯大林的「兩階段論」，即在落後的經濟欠發達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第一階段需要開展「民主」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只有當資本主義得到發展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才有可能成功。然而，這一理論卻被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的歷史進程所推翻。
在初始階段，毛澤東與一系列資產階級政黨組建了「統一戰線」，這讓一些人認為毛澤東將「背叛」革命。這是因為在西班牙和其他國家，「統一戰線」就被用於約束工人階級的運動。但1949年的中國與這些國家相比有本質的區別。政權掌握在毛澤東手中，「武裝隊伍」也並非由資產階級所控制。在資產階級跟隨蔣介石逃往台灣後，留在國內的資產階級已不具備與共產黨開展真正合作的實力。
在這樣的條件下，「統一戰線」成為遏制城市工人、防止他們突破斯大林主義政權所設的約束的工具。但是，由於缺乏能有效管理和運營國家和經濟、建立「民主」資本主義中國的「進步資產階級」，同時由於真正的國家政權由紅軍所掌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接管經濟制高點。這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用一種扭曲的方式證明了不斷革命論。
儘管中國革命並沒有採取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仍然支持中國革命，因為它將中國的生產力從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中解放出來，並為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沒有中國革命， 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就曾指出，雖然中國共產黨以及國家官僚能夠在中國的發展中起到相對進步的作用，但是這些官僚的變質性也同時意味著中國人民只有通過開展第二次政治革命，才能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工人政權。
1949年之後，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只要將1949年到1979年間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經濟發展情況相比較。兩個國家初始水平相似，但中國的增長率在這30年間一直都遠遠高於印度。這要歸功於中國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儘管在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權下經濟還能取得更大的發展，但是毛澤東領導下的計畫經濟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所帶來的發展也是當今中國所依靠的基礎。
但是，官僚階級存在很多缺點。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這也是所有斯大林主義政權的特徵。如果中國和蘇聯是真正的工人階級的國家，那麼它們將與東歐各國一起組成社會主義聯盟，並制定一個國際生產計畫來綜合、理性地運用各個國家的人力和物力。可是正如很多馬克思主義者所預測的那樣，中國和蘇聯官僚階級各自的民族主義觀點最終卻導致了衝突。
1960年，中蘇交惡。蘇聯官僚階級試圖將中國控制在其「勢力範圍」之內。但這是中國官僚階級所不能容忍的。不同於東歐許多國家，毛澤東上台並沒有依靠先進的蘇聯軍隊；與鐵托相似，他有自己獨立的基礎。當時有馬克思主義者指出，對斯大林而言，毛澤東可能是第二個鐵托。隨著衝突的爆發，蘇聯斯大林主義者撤回了他們的援助和專家等等，這給中國當時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打擊。正是在這之後，中國官僚階級開始走上了一條徹底反動的自給自足的道路，把中國從世界經濟、也就是從國際分工中孤立出來。
為了給與蘇聯斷交尋找意識形態和理論基礎，毛澤東譴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但從本質而言，中國官僚階級與蘇聯官僚階級並無區別。中國官僚階級也在試圖建立中國版本的「一國社會主義」，可是即使是一個大陸尺度的國家也無法實現「一國社會主義」。
因此，落後封閉的中國無法獲得當時技術相對先進的蘇聯的幫助，不得不從很低的水平上開始發展生產資料 。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發展伴隨著人力和物力的巨大代價。儘管如此，中國還是從一個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一個帝國主義的遊戲場，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國家。
雖然擁有種種缺點，中國官僚階級還是取得了真正的國家統一，並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國家。而這正是沒落的中國資產階級徹底失敗的地方。土地制度改革順利完成，生產資料國有化則為中國經濟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打下基礎。
1949年到1957年間，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長；1957年到1970年間，工業生產繼續以9%的速度增長，遠遠高於資本主義國家（印度同階段的增長率不及中國的一半）。1952年，中國每年只能生產1000輛拖拉機，這意味著當時的農業生產方式仍非常原始。到1976年，中國每年生產的拖拉機已達到190000輛。
這些還都是在有諸如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冒進的干擾的情況下實現的。大躍進造成了農業生產的嚴重倒退，直接導致奪走1500萬人生命的大饑荒；1967年至1968年間工業產量下降15%，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倒退。之所以在這樣兩次重大的干擾後國民經濟仍能恢復，這主要依賴於國家計畫。
1974年，世界其他國家都處於經濟衰退之中，這是戰後第一次全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世界生產減少了1%，而中國仍然以10%的速度增長。與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相似，這充分體現了國有計畫經濟的優勢。
迅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社會，並將其帶入了20世紀。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0%。到1975年，93%的兒童能夠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在醫療、住房等方面，中國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革命前嚴重的貧窮被消滅，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1945年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40歲，到1970年增長至70歲，已接近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婦女的地位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們再也不用裹小腳，並能夠參加勞動。
托洛茨基論官僚
儘管官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它並不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歷史必要性的社會階層。計畫並不需要依靠官僚才能運轉。相反，我們應該說，儘管有官僚的存在，計畫還是運轉了。在托洛茨基的書信文章集——《為馬克思主義辯護》中，有一篇寫於1939年10月的文章分析了當時俄國一些同志對於官僚的錯誤看法：「假如波拿巴獨裁的混賬們等於獨立階級，就意味著蘇俄的現狀絕非階級鬥爭進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長久生命力的歷史產物；假如克里姆林宮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為等於科學意義的『剝削』，就意味著官僚層——作為必要的統治階級——在經濟系統內有獨立的歷史未來。」
托洛茨基在之後的分析中解釋了，與此相反，官僚並沒有歷史未來。它是蘇聯在極端落後和封閉的條件下走向退化的產物。然而，中國政權卻以這樣的斯大林主義俄國為藍本，中國的官僚階級與蘇聯官僚階級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官僚的存在意味著，在各種口號和說辭下，中國存在著社會特權和社會不公。比如：1976年，一個每週工作48小時的工人的行業工資為每月12美元，但專業人員卻能拿到超過120美元，也就是說工資上存在著10:1的巨大差距。
在蘇聯，列寧接受了4:1的收入差距，但這是為了讓經濟更好地運轉而採取的「資本主義的妥協」，這也是布爾什維克黨在等待世界革命展開時改採取的臨時措施。布爾什維克黨具有國際視野，認為自身唯一的出路在於世界革命。他們認為，一旦更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推翻了資本主義，那麼經濟就可能更和諧地發展，因為這些國家可以向落後的蘇聯提供更多的現代技術。不幸的是革命在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失敗了，蘇聯變得更為孤立，也從而正式開始了其走向官僚變質的進程。
中國官僚並不像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看待收入差距。革命後的收入差距並不是由於革命孤立和經濟落後而採取的暫時的「資本主義」妥協，而是官僚階級鞏固財富和特權的方式。官僚的生活水平高於普通工人，這也為未來的資本主義復辟埋下了伏筆。
只要計畫經濟能確保他們的權利、收入、特權和威望，官僚階級就會捍衛計畫經濟。但是，正如托洛茨基針對蘇聯所指出的那樣，官僚不會只滿足於基於行政職務的特權，他們還希望能把這些特權傳給下一代。要讓這成為可能，財產關係就不得不發生變化。他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9章中說道：
「讓我們假設第三種情況，即既不是革命的政黨也不是反革命的政黨獲取政權。官僚繼續擔任國家的首腦。即使這樣，社會關係也不會定形。我們不能期望官僚會和平地自願地為了社會公平而放棄自己的地位。如果官僚在目前操作如此不便的情況下，都已經開始設置等級，他們在未來必將在財產關係上為自身尋求支持。也有觀點認為，只要能確保一定的收入，大官僚並不關心財產採取什麼樣的形式。這種觀點不但忽略了官僚權利的不穩定性，而且忽略了他們子女繼承的問題。家庭中的新一代是很現實的問題——如果特權不能傳給子孫，那就只相當於只值其原本價值的一半。但是繼承權與財產權是不可分割的——光做企業的領導是不夠的，需要成為股東才行。官僚在這具有決定性的領域的勝利意味著他們成功轉變為新的有產階級。」
他接著寫道：
「要把蘇聯政權定義為過渡性或中間的政權意味著要擯棄既有的社會類別——資本主義（也包括『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除了自身的不足之外，這個定義也會導致一種錯誤的印象，即現在的蘇聯政權只可能向社會主義過渡。事實上，向資本主義倒退也完全可能。一個更為全面的定義也必然會更加複雜和繁瑣。」
「蘇聯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矛盾的社會形態：(a) 生產力還遠沒有發展到使國家財產具有社會屬性的程度；（b）慾望導致的原始積累傾向從計畫經濟的各個毛孔中爆發出來；（c）保留資本主義特徵的分配方式是新的社會分層的基礎；（d）經濟發展雖然在緩慢地改善勞動者的生存條件，卻促進了特權階層的快速形成；（e）通過社會對立，官僚將自身轉變為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不受控制的階層；（f）被執政黨所背叛的社會革命仍然存在於財產關係和勞動群眾的意識中；（g）積累的矛盾的進一步發展可能導致走向社會主義，同樣也可能導致向資本主義倒退；（h）要向資本主義倒退，反革命則需要擊敗工人階級的反抗；（i）要走向社會主義，工人階級需要推翻官僚階級。歸根結底，這一問題將由當前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現有社會力量之間的鬥爭決定。」
「毫無疑問，教條主義者不會滿足於這種不同可能性的探討。他們喜歡明確的公式：是——是，否——否。如果社會現象都具有確定的特性，那社會學問題自然會簡單一些。但是，為了邏輯的完整而拋棄現實是最危險的，今天或明天違背這一構想的元素在未來可能會完全推翻該構想。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首先避免給沒有先例和相似案例的動態的社會構成下粗暴的結論。科學和政治的任務，不是給未完成的過程下確立的定義，而是關注它的各個階段，區別出其中進步的傾向和反動的傾向，揭示他們的相互關係，預測多樣發展的可能性，並在這一預測中找到行動的基礎。」
我們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認為向資本主義的倒退具有明確的可能性。他指出，國家集權的計畫經濟在官僚手中是不安全的，它意味著資本主義有可能在某一階段復辟。
根據定義，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政權，它或者被政治革命所推翻，或者倒退為資本主義。歷史上，它第一次產生於退化的俄國革命。這是生產力發展中不必要的階段，而不是不可避免的階段或必要的社會形式。如果俄國革命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傳播到發達國家，斯大林主義就不會產生。
雖然有諸多缺陷，這些政權仍然使生產資料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就這個意義而言，它們具有進步性。這種進步性來自於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和計畫經濟。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對此作出分析並預言：「只要這種政權能夠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它就能獲得某些成功。但是隨著經濟的複雜化，官僚將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
隨著經濟的發展，官僚所消耗的財富比例逐漸增加。隨之而來的則是浪費、腐敗和對工農所生產的財富的大規模掠奪。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和複雜化之後，這種政權的官僚指令系統將無法處理更為複雜的經濟的各個細節。官僚從生產力發展的相對桎梏轉變為絕對桎梏。
托洛茨基也強調了生產力的問題。這一問題是理解斯大林主義政權如何以及為何在東歐和蘇聯崩潰的關鍵。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一章中這樣寫道：
「蘇聯工業的動力係數是無法比擬的，但這仍遠不具有決定性。蘇聯將自身從極低的水平提升起來，而資本主義國家則從很高的水平下滑。當前的力量關係並不是由增長率所決定，而是由兩大陣營的整體力量所決定。整體力量表現在包括物質積累、技術、文化以及最為重要的勞動生產力等各個方面。當我們從這一統計角度來考察該問題，情況一下子就轉向了對蘇聯極其不利的方向。」
他之後提出了以下重要觀點：
「但是，蘇聯仍將面對在全世界範圍內誰戰勝誰這一問題。這一問題的本質不僅體現在軍事力量上，更體現在經濟力量上。軍事干預是一種威脅，但運送資本主義軍隊行李的火車中的廉價商品的干預則毫無疑問是更大的威脅。」（《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
早在1925年8月，托洛茨基寫了一篇文章，很有遠見又極其深刻地剖析了年輕的蘇聯所面對的問題。文章題為《蘇俄向何處去》（後被名為《通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這篇著作中，托洛茨基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這一問題：「從全世界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指蘇聯）的發展速度是怎樣的？」
他這樣回答道： 「正是因為我們的成功，我們開始進入到世界市場，即我們進入了國際分工體系中。同時，我們被資本主義所包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經濟的發展速度將決定我們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壓力以及抵抗全球帝國主義政治軍事壓力的力量。」（《左派反對派的挑戰》，1923-25，Pathfinder, 1975, 第330頁）
托洛茨基在1925年就著重強調了蘇聯經濟增長率的問題。他進一步強調：「……增長率就是決定性因素！」他繼續寫道： 「很明顯，在我們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的過程中，我們的希望在增加，我們的危險也同樣增加。與其他很多問題一樣，這一問題的根源也在於我們農業經濟的分散性、技術水平的落後以及全球資本主義與我們相比所具有的巨大的生產力優勢……」（同上，第344頁）
「從根本而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的優勢在於現階段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比社會主義生產的商品更物美價廉。換句話說，當前，仍遵循資本主義的國家比在舊有落後的生產條件下實行社會主義方法的國家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我們熟知歷史的基本規律：勝利最終屬於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更高經濟水平的社會制度。」
「歷史爭論最終會由勞動生產率的比較係數所決定——當然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同上，第345頁）
托洛茨基的這些論述對於理解幾十年後斯大林主義國家的蛻變顯得至關重要。雖然計畫經濟讓蘇聯在生產資料上迅猛發展，但它仍然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然而，只要官僚仍然有能力持續發展生產力，那斯大林主義政權就仍然能保持相對穩定。事實上，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生產力不但在繼續發展，而且在以高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發展。正因為如此，斯大林主義政權在那段時期具有較強的適應性，而黨內的親資本主義傾向則不成氣候。
托洛茨基也解釋了，發展到一定階段，官僚主義會從生產資料發展的相對桎梏轉變為絕對桎梏。增長會減緩，資本主義復辟也將重新成為可能。這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蘇聯的情況——首先經濟增速下降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之後經濟則陷入停滯。
托洛茨基指出，一旦到達這一階段，就只有兩種可能：要麼，工人推翻官僚，保留計畫經濟，並將其納入工人對生產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中；要麼，反動地回到資本主義。
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復辟是這些國家的結局。蘇聯和東歐，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直處於危機之中。在這些國家我們看到， 一旦經濟無法得到發展，政權就會傾覆。由於蘇聯解體非常突然，蘇聯經濟在動盪好幾年之後才逐漸穩定，再次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
吸取經驗的中國官僚
中國的情況略有不同。中國官僚仔細觀察蘇聯的情況。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派官僚從蘇聯吸取經驗，並與自身的經驗相結合。中國人口眾多，可與大洲的尺度媲美，但即使這樣巨大的一個國家也無法脫離世界經濟而獨自發展。「一國社會主義」已被證明是要失敗的。毛澤東領導的官僚所試圖建設的獨裁政權已經顯示出侷限性。
鄧小平一派目睹了蘇聯和東歐政權進入危機，並在1989到1991年間相繼崩潰、走向資本主義。他們看到曾經統一、強大的蘇聯政權如紙牌屋般傾覆。在東歐和蘇聯等所有斯大林主義國家，特別是前蘇聯，經濟嚴重衰退。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官僚失去了對這一過程的控制。在一段時間之後，經濟才穩定下來，並重新開始增長。在這些事件中，中國官僚看到了自己可能的未來。他們決定不重蹈覆轍，因此需要在政策上做出一些改變。
在同一歷史時期，六四事件也向中國官僚證明了他們可能也會面臨類似的下場。蘇聯解體和六四事件對中國官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他們從之前「利用市場機制取得生產力發展，保持國有經濟佔主導原則」的階段進入到加速改革的階段，最終形成了今天私有經濟佔主導的局面。
與蘇聯類似，毛時代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官僚的慾望擴張和不同經濟部門之間不協調的加劇。這也是出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現象的原因。毛澤東試圖通過這些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同時抑制影響政權穩定的官僚的發展。
官僚集團的過度發展會影響官僚階層整體的利益。正因為此，斯大林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了保持政權穩定而打擊了官僚內部的一些元素。斯大林甚至槍決了一些官僚，即為了挽救官僚這一整體而打擊其中最為腐敗的一部分。文革也有相似的元素，一部分中國官僚受到了攻擊。毛澤東譁眾取寵地攻擊了「資產階級當權派」，一方面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則為了抑制那些危及政權的更極端的腐敗形式 。
從本質上而言，文革並不像西方一些人所聲稱的那樣，是工人和青年通過官僚表達他們意志的一場運動。曼德爾等人將文革和巴黎公社相比較，這說明他們完全沒有理解事實真相。他們把一派官僚為了打擊另一派官僚發起的運動，與1871年巴黎真正的工人階級的起義相提並論。他們沒有認識到文革從始至終都是由上層——以毛澤東為最高仲裁者——所控制。如我們所解釋，毛澤東通過這一方法並沒有能夠發展經濟，相反卻造成了經濟嚴重的錯位和混亂。長達三年，工農業生產完全崩潰，而所有的學校和大學都被關閉。鄧小平所代表的一派官僚被現實所驚嚇，並開始從這些經歷中總結經驗。
我們必須明白，計畫經濟只有在工人階級在各個層面上的監督下才能高效運轉。計畫需要在各個層級由工人們充分地討論商定。這就是為什麼工人階級民主、工人階級控制和管理是計畫運行的關鍵要素。工人，同時作為消費者，確保計畫在各層級有效執行是對其切實的物質利益的保證。而官僚只關心保證他們自己那部分的利益，而不在乎產品的質量或者這部分產品的生產是否與其他生產相協調。此外，中央集權的官僚無法決定生產的每個方面。如果所有事情都由官僚中央命令決定，那會造成嚴重的錯亂和低效。整體計畫需要由工人在各個層級上進行檢查。這也是大躍進和文革失敗的原因。無法通過官僚手段打擊官僚。因此，這兩個嘗試最終以官僚引起的混亂而告終。
文革對於理解之後鄧時代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以毛為首的官僚依靠群眾來打擊另一派的官僚。通過這種波拿巴主義的方式，他們激發了來自底層的力量，但這也存在危險。允許群眾進一步行動意味著官僚有可能會失去控制權。毛和他的追隨者一抑制另一派官僚的過度發展，就開始壓制他們發起的運動，並在1969年全面掌控了這一運動。而主要的口號也從「人民群眾是正確的，人民群眾所說的是正確的」逐步演變為了「毛主席所想的是正確的」。
群眾被壓制後，力量又重新回到了走資派的手中。也就是說，一旦毛澤東限制群眾的力量，力量對比就由官僚內部的力量對比所決定。毛澤東有理由擔心發動群眾，因為當時出現了各種罷工行動和來自底層的運動浪潮。在1966年、1967年和1976年都發生了這樣的運動浪潮——工人們通過形成大量的工人組織，來表達他們對工資和工作條件的不滿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工人階級想要超越官僚設立的侷限。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官僚雖然想要捍衛國家計畫經濟，但並不願意為此而將權力拱手讓給工人，因為他們也不願失去自身的特權。
但是，他們仍然需要面對發展經濟的問題。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角度出發，唯一的辦法是實行真正的工人階級民主，這當然也是官僚階級最不願意做的。我們不應忘記，維護計畫經濟的一派官僚是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特權的目的。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譯本又名《論蘇聯國家性質》）中解釋得非常清楚：「官僚首先最關心自身的權利、威望和收入。相比保護蘇聯而言，他們更好地保護自己。他們可以為了保護自己，而犧牲蘇聯的利益，犧牲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這就是官僚階級的本質。
更大一部分的官僚在文革宣告結束時鬆了一口氣——他們希望回到穩定，享受體制內的特權。當時，已經有一部分官僚開始討論要在經濟中引入一些市場刺激。
毛時代的結束
毛澤東一去世，「走資派」就開始發動反攻，他們提出了市場經濟和全球市場的問題。事實上，鄧小平等人從某一層面上而言是正確的：要將中國從世界經濟中孤立出來是不可能的，它勢必會參與到世界市場之中。他們最初的想法是，在缺乏工人階級民主的情況下，世界市場可以用來粗略地考察管理不佳和效率低下。
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即使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也不會排除某種新經濟政策，就像布爾什維克黨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時所做的那樣。只要經濟的主要槓桿由國家通過計畫所控制，這些方法可以用來刺激和發展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的經濟。
列寧在西伯利亞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做出妥協的問題上也有同樣的考慮——西伯利亞有很多原材料，但經濟卻很不發達。當時這個年輕的工人階級國家沒有辦法發展西伯利亞。所以列寧堅持，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獲得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投資和技術，唯一的途徑就是向國外資本作出妥協。他的設想是通過確保資本家的利潤，蘇聯可以發展這部分地區，獲得新的生產方式和技術等，從而為革命服務。
在他1918年的著作——《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中，列寧指出：「我們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只能從一流資本主義專家那裡獲得在托拉斯的流水線上組織大規模生產的能力。」次年2月4日，他在人民委員會理事會上遞交了一份決議，其中他指出「人民委員會理事會……原則上認為向外國資本代表做出妥協在有利於發展國家的生產力的條件下是可以允許的…」不同在於，1918至1919年間的蘇聯在國家性質上毫無疑問是健康的工人階級國家，或者說最起碼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階級國家——這樣的妥協可以用於增強、而非削弱工人階級國家。
而且這一妥協也是在世界革命被延遲的壓力下做出的。在世界革命延遲的情況下，只要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經濟制高點由國家掌控，那麼這一妥協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問題在於，國外資本家在1921年並不想與蘇聯建立經濟條約，而是打算摧毀蘇聯。中國的情況與之不同，外國資本家願意與特權階層進行交易，即使是反動的尼克松都能夠與中國官僚取得共識。
毛澤東去世後，向境外資本開放的想法在官僚中獲得支持，而鄧小平則是這一想法的主要代表。這反映了大部分官僚認為閉關自守的政策失敗了，中國不能在孤立中發展。
鄧小平曾經擔任共產黨總書記，但在文革中被免除領導職務。1974年1月，他再次回到政治局。在再次被解除所有職務之前，鄧小平不但擔任總理，還擔任黨的副主席和軍委總參謀長，是毛澤東之外的第二人。儘管具有如此高的職位，他在文革中仍被譴責為「牛鬼蛇神」、密謀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領導。但是他仍然能保留黨籍。一般失信於「偉大領導」就最起碼意味著被開除黨籍。但鄧小平卻是個例外，這也說明他在黨內享有較高的支持。根據事後的結果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大多數官僚——最起碼大多數上層領導都支持鄧小平，之前只是由於毛澤東的地位而無法採取行動。
黨內對鄧小平的廣泛支持在毛澤東死後被進一步證實。四人幫（包括毛的遺孀）在毛去世後仍堅持「按既定方針辦」，「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但是，官僚中起主導的一派已經明確了觀點。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逮捕，此後再也沒有奪回權力。1978年，鄧小平成為黨的實際最高領導者。
中國的現狀可以在那時找到根源。1977至1978年，黨內開始就針對外資開放問題展開爭論。鄧小平一派提議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們認為毛時代把國民經濟搞得一團糟。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存在動亂時期，中國經濟在約25年的時間中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
需要承認的是，隨著經濟日益的複雜，官僚指令系統的侷限性開始展現出來。與蘇聯相似，中國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存在投資失衡；一些產品生產過剩， 而另一些產品卻生產不足。貽誤、腐敗、怠工、浪費和無序大規模存在。工業生產率開始下降。隨之而來的，則是通貨膨脹的趨勢、消費產品的短缺以及社會不滿。
工人和農民已經開始感到不安，而上述因素則進一步讓他們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這一切本可以通過引入工人對經濟真正的控制和管理而解決，但這需要通過政治革命來實現；換句話說，官僚統治需要被推翻。但是官僚不會輕易放棄權力。鄧小平一派認為，只有通過市場激勵機制才能繼續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率。
雖然當時中國在工業總產量上已經超越英國等國家，但在勞動生產率上，中國和蘇聯都遠遠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蘇聯，危機以增長率大幅減緩的形式表現。而在中國，鄧小平一派官僚認識到引入最發達的技術來發展中國經濟的必要性，而這只能通過向外資開放和參與全球市場的方式實現。
如果國家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那麼資本主義復辟的傾向就能夠被工人階級所遏制。但是國家權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引入資本主義激勵機制，則可能最終導致計畫經濟的徹底瓦解。
但是，我們不能採用機械主義的方法來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很容易「放馬後炮」地說在1978年鄧小平上台後，官僚們就有預謀地引入資本主義。但這一說法是錯誤的。官僚是憑藉經驗，根據既定時期的需要而不斷做出反應。即使在斯大林時期的俄國也曾有過對市場力量高度開放和高度分權的時期，但之後又重新回到中央集權。這是這部分官僚為了經濟運行而做出的嘗試。官僚們明白，如果他們不發展生產力，他們自身的特權地位就會受到威脅。
第二部分
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發起的改革旨在提高國民經濟的效率。但一旦中國官僚走上了資本主義激勵機制的道路，整個過程就會遵循資本主義自身的邏輯，使中國在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下面我們將分析幾個重要的轉折點。
1978年鄧小平的轉向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提出有必要對外資開放是出於以下考慮。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召開。會上就新的轉向進行了討論。儘管會議指出中央計畫經濟仍然是主導形式，但已開始嘗試將權力下放，並鼓勵開展私營經濟。其背後的想法是通過引入市場來滿足經濟需求。
這最終促使鄧小平於1979年提出要在南部沿海即香港附近、澳門附近、廣東省和福建省建立4個經濟特區。這些就是即將對外資開放的區域。最初，針對以什麼程度向外資開放以及對何種外資開放等問題都有很嚴格的限制。這也證明了我們之前的論述——即使鄧小平一派也只是把這些嘗試視為在堅持中央計畫和公有制經濟不動搖的情況下、促進生產力現代化的手段。一開始，他們非常謹慎，只作出很有限的讓步。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些限制，四個經濟特區並沒有像預期那樣馬上取得成功。因此，1983年這些限制有所放鬆。比如，外商獨資企業獲准進入特區。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按經驗主義行事的官僚並沒有一個完全構思好的「計畫」。但是一旦官僚走上了這條道路，之後的發展就會開始按照其自身的邏輯展開。官僚發現市場的力量越來越難控制。如果他們希望資本家來投資，那他們就必須為資本家們創造有利的條件。
與此同時，相似的進程也在農村展開。土地集體所有制被廢除，取而代之的則是私人生產。土地被承包給農戶。雖然在法律上土地仍為國家所有，直至現在也是如此，但實際上它已經成為私人財產。比如，被承包的土地能由承包者的子女繼承。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出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賣和作為遺產留給子孫等現象。
這也導致農民的貧富分化——一些農民發家致富；而另一些農民則失去了生活來源，不得不前往城市打工。一方面是土地生產率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則是大量陷入貧困的農民。由此產生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則為城市中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基礎。
這一過程與1861年米爾解體後俄國的經歷非常相似（米爾是俄國沙皇時期的一種村社組織）。隨著米爾的衰落，農民開始向城市遷移，在1880年至1912年之間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須的勞動力。而當今中國這一過程的規模要遠大於當年的俄國。這也可與英國資本主義早期的發展相比——當年英國農民被殘暴地驅逐出土地，被迫進入條件惡劣的城市生活。這甚至可以與美國資本主義擴張時期的西進運動相比。儘管與所有上述歷史先例都有相似之處，但中國的這一過程卻有著史無前例的規模和速度。
為吸引外資，中國政府改採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創造「勞動力市場」。部分國有企業開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勞動「終身制」，使解僱工人成為可能。
1983年，改革更進一步——國有企業可以與新招工人簽訂有期限的勞動合同。勞動合同制的實行意味著新招工人不能享受國企工人以往所享受的福利。到1987年止，750萬工人作為合同工被招入國有企業，另外還有600萬工人從固定工轉為合同工。
同一時期，個體私營勞動力開始增長。1979年個體私營勞動者人數隻有約25萬人，到1984年就發展到340萬人，他們大多都在非常小的企業中工作。最初，國家對於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設有限制。到1987年，這一限制被取消。此外，還有一種變相私營企業獲准發展，即城鎮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雖然這些企業歸地方政府管理，但它們以營利為目的，像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經營。（之後我們將單獨討論鄉鎮企業的發展。）
儘管如此，國有經濟在這一階段仍然佔主導，引導整體經濟進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國有經濟勞動力仍佔總城鎮勞動力的70%。但這些工人的地位卻在變化，他們中有越來越多人被轉為合同工。
國有企業的倒閉使得失業現象首次出現。推行「市場改革」後不久，通貨膨脹開始出現，並引起社會不安。出於對政治後果的擔憂，政府在1981年決定減緩改革進程。之後每次出現危機，政府都會採取這一措施。但我們也看到，每當減緩改革穩定局勢後，官僚都決定再次深化和加速改革，而從未有過倒退。
1982年，中共官方仍然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這時我們看到的仍是一個畸形工人國家的官僚試圖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展國民經濟。1984年，改革向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方向進一步發展。私營個體經濟和市場的地位越來越高。大多數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放開，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
同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有計畫的商品經濟」。我們可以看見，計畫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即使在政府的措辭中都開始顯現。十四個新設立的口岸城市進一步擴大了經濟特區所覆蓋的範圍。一年以後，珠江三角洲、閩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也加入經濟特區的行列。此時，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的所有區域已基本全部向外資開放。
1986年，開放進程繼續加速。一些新措施進一步促進了外商投資，例如：對外資徵收較低稅金，更自由地僱傭和解僱員工，以及更容易獲得外匯。與此同時，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廢除了平均工資制，打破勞動「終身制」，讓工資與生產力掛鉤，並簽訂短期合同。這些制度都為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所熟知。
1987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提出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工業產能的增長帶動了對機器及其它貨品的進口需求。因此，80年代中期，中國貿易赤字大幅上升，通脹壓力迅猛增加。1988和1989兩年的通脹率均達18%。這使得工人階級家庭的實際購買力受到重創。
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不穩定迫使政府放慢改革進程。1988年底，政府迫於壓力減緩所謂的「改革」，企圖收緊貨幣供應並控制通貨膨脹。這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新的景象 – 1989年的經濟衰退。這一切使得社會動盪愈演愈烈，罷工的浪潮接踵而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六四」抗議運動醞釀而生。
「六四」事件說明了什麼？毫無疑問，這一運動具有政治革命的元素。大批學生走上街頭，青年們唱著國際歌，彷彿在對政府和世界輿論說，「看，我們不讚成資本主義，我們不是反革命」。
然而，運動從一個學生和青年的抗議活動逐漸發展到工人當中。這讓政府感到十分懼怕，並讓斯大林派決定不惜以流血的方式徹底粉碎這場運動。正是通過這種殘酷的鎮壓，政府確保社會仍被其牢牢地掌控。有些人也許會問何時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關鍵的轉折點。因為我們所分析的是開始於將近三十年前的整個進程，所以要確定這樣一個時間點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加速這個進程的關鍵事件確實存在。因此，我們認為更合適的問法是這一復辟過程存在哪些轉折點。毫無疑問，「六四」事件就是這一系列轉折點中的一個。
「六四」運動被粉碎後，形勢進一步右轉。「六四」點燃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希望，但人民群眾最終卻被擊敗。「六四」之後，政府搜查所有運動主要領導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或失蹤或入獄多年。同時，官僚為重新穩定局面又暫時放緩了市場改革的進度。但之後當它認為局面已得到控制，官僚又再次加快了邁向資本主義的步伐。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記住當時的東歐和蘇聯發生了什麼。1989年所有東歐前斯大林主義政權相繼倒塌。隨著官僚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混亂時期開始了。蘇聯抵抗了更久一些，但隨著前斯大林主義政權於1991年崩潰，它也最終屈服於同樣的過程。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這些政權已經糜爛到如此的程度——當其倒下時官僚內部沒有任何抵抗。俄羅斯曾一度存在發生內戰的可能，但態度強硬的斯大林主義者是如此的腐敗，他們無力抗衡任何成氣候的反對力量。他們所代表的制度已經達到它的極限。
這些事件無疑對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形成影響。 直到那時，他們都在實施市場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對外資開放；然而公有制經濟仍佔主導地位，並且共產黨的立場是公有制經濟將繼續維持主導地位。官僚手中仍然操控著掌控經濟的槓桿。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仍有逆轉的可能性，但他們並沒有逆轉的打算。正如我們所說，他們從未向回邁出過一步。面對不穩定的時刻，改革過程會有所減緩，但卻從來沒有逆轉。
1992年：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六四」事件、東歐斯大林主義的失敗及蘇聯解體對中國官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些事件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決定加速市場經濟改革。他們開始認為資本主義復辟是他們自身危機的解決途徑，不過他們堅信這個過程必須在他們的牢牢掌控下完成。本質上，這意味著官僚們在準備著將自身轉變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
儘管官僚正在向資本主義復辟的方向前進，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能成功。聲明意圖是一回事，實現意圖又是另一回事。如果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出現了和1929年大蕭條那樣嚴重的經濟衰退，那麼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可能會以不同的結果收場。但事實是，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出現。在其他文章中，我們探討了西方經濟之所以在那段時間能持續增長的一系列原因。然而，經濟增長只是在進一步積累新的矛盾，為將來更大的危機埋下伏筆。但是，中國官僚並不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他們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分析整個進程，而只是以經驗主義的方式應對這些事件。他們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繁榮發展，而斯大林主義卻在土崩瓦解。
1992年，官僚明確表達了自己針對這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結論。在那年的黨代會上，他們正式放棄公有制經濟佔主體的提法，並宣佈將建立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年，鄧小平開啟了其「改革方案」的新階段。他在深圳等幾個經濟特區的南巡旅途中發表了那段著名的講話：「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這也是政權內部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當時，市場機制已經在中國運營了一段時間。1992年的重要意義在於中國共產黨正式決定放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他們決定縮減國有部門。在那以前，私營經濟只是在公有制經濟之外發展。而現在，政府決定開展國有企業私有化。他們首先選擇了2500個地方所屬國有企業和100個中央所屬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這些企業的改制於1998年完成。
1994年，他們擴大了改革方案：除中央將繼續控制的1000個最大型的國有企業外，其餘所有國有企業都可以被個人租賃或買賣。到九十年代末，國有企業共僱傭8300萬員工，這只佔總就業的12%、城市就業的三分之一。與1978年國有部門佔城市就業的78%相比，變化極其巨大。
九十年代末，國有經濟對GDP總產值的貢獻下降至38%。1999年9月十五屆四中全會上，中共又進一步提出所謂的「放開搞活政策」，即國家放鬆和放棄控制。國家繼續放開對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管制。比如，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宣佈三年內所有中小型國有企業將不再實行國家和集體擁有制。到2001年，國有企業只佔製造業總就業的15%，國內貿易就業的不到10%。
中國之所以能倖免於東南亞經濟危機，一部分原因是國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對外貿具有控制，同時人民幣也尚未實行自由兌換。這兩個因素使中國能夠屏蔽危機的影響。實際上，中國反而在危機中增強了實力，並在該區域形成了主導。大致在1998年至2001年期間，改革進程進一步加速，而改革的方向也非常明確。共產黨領導層已經完全相信私營企業比國營企業更有效率。他們之所以會這麼認為，是因為他們唯一能想像的國有企業是在官僚計畫下管理不善的國有企業，他們完全無法想像在工人管理下高效運轉的國有企業。
一篇名為「中國的所有權轉換」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數據。該文章發表於2005年，由國際金融公司（隸屬於世界銀行的一個分支機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的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及Yang Yao等所撰寫，發表在國際金融公司的網站上（www.ifc.org）。
作者強調私有化正式於1992年開始。關於1995年作者這樣寫道，「政府決定保留500至1000家大型國有企業，允許較小的企業由私人租賃或買賣」。文章解釋說，這一決定存在充分的理由，因為1997年，500家最大的國有企業持有37%的國家工業資產，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收入，而這些企業中的大多數由中央政府控制。
關於加速改革，文章解釋道，「這一趨勢反映出的理念是，一個企業要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轉型，管理層必須擁有多數股份」。而這在中國以「國退民進」的口號出現。他們希望通過這一口號將信息傳遞給民眾。
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數據來勾勒改革的過程、揭示改革的加速。比如，文件這樣解釋，「如果這（六個樣本城市）是全國其它地區的典型代表，那麼中國已經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許多東歐和前蘇聯國家更遠了。」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出售國有企業的過程。這不僅是國有和私有經濟所佔百分比的問題（儘管最終這是一個決定性因素），也不僅是國家掌握了多少的問題；這還是國家掌控的這個部門如何運作、以什麼目標運作的問題。我們還必須關注進程發展的總體方向，而這一方向正是資本主義。
在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尚未形成一個能脫離政府的幫助、運行與美日一些跨國公司規模相當的大型企業的資產階級。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繼續發揮其關鍵作用，不過最終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將會產生。
官僚一面出售大部分曾經由國家掌控的中小型企業，一面鼓勵一直在國家掌控之外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如今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中，有450家企業在中國經營。因此，民營經濟的發展快於國有經濟，這個事實至關重要。再看看國有經濟還剩下些什麼，我們會發現其中一部分即將被進一步私有化。國有大型企業集團正被分割成不同的公司，其中效率低下的部門被關閉，而利潤較高的部門被拋售。
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正忙著參與資產剝離。他們在私營單位有朋友，於是他們就把最好的機器、最好的部門等等賣給他們，而讓國營企業逐漸失修、衰敗。這些管理人員認為，「這個工廠遲早都要被私有化，而到時候我將收購這個工廠」。所以他們的想法是儘可能降低公司的價值，讓自己能低價收購。在許多城鎮，地方政府認為企業運作的最好辦法是將其廉價出售給管理人員以阻止資產剝離。他們認為當管理人員成為企業所有者時，他們會為了從企業獲得利潤，而充分利用資產、使企業得到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工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數以百萬的人們失去了工作。1990年至2000年期間，3000萬個國有部門崗位被摧毀。傳統工業領域出現了所謂的「鏽帶」，中國國有計畫時期的工業中心－東北工業區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未被裁員的工人則被剝奪了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權益。短短幾年之間，1949年革命的成果都被逐漸摧毀。雖然工人階級在此期間曾積極抵抗，但遭到了官僚們的無情打壓。
市場機制被引入醫療、住房以及勞動力領域。現在連教育都不再是免費的。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已出現濃重的資本主義元素。1992年，銷售收入的40%來自私營部門。1991年，民營企業家達到1300萬，他們僱傭了2100萬工人。雖然其中大部分是小型企業，但這僅僅只是個開始。在農村，他們給較富裕的農民出台優惠政策，允許他們租賃土地、在市場上銷售產品。這進一步打破了集體所有制，並進一步拉大了農民的貧富差距。1998年，中國仍有23.8萬家國有企業，而到2003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15萬。
鄉鎮企業
我們之前提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個元素是鄉鎮企業的發展。目前鄉鎮企業佔GDP的30%。它們的性質並不是很清晰，並帶有矛盾性。這意味著，如果官僚將這些企業簡單地私有化，就會造成經濟和政治的混亂。簡單的一步走的私有化對很多企業和部門來說意味著關閉或者破產 。這也有可能使中共的統治因此結束。
因此，鄉鎮企業的設立僅僅是私有化道路上過渡性的一步。它使管理者和其他寄生階層有時間積累足夠的資產，來最終實現對這些企業的所有權。這是老國有企業和國有部門如何在當今中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典型案例——他們培育和扶持社會新生資產階級，直到他們能夠直接行使所有權。有些鄉鎮企業屬於地方企業，另一些則是地方政府與私人資本的合資企業。無論哪種形式，鄉鎮企業都按資本主義企業的方式運作，並逐漸歸私人資本家所有。
鄉鎮企業有時被納入數據統計，用以說明大部分經濟仍為公有制，有的甚至嘗試用其來宣稱這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從1987年到1993年，鄉鎮企業的數量從150萬增長至2500萬；1993年，鄉鎮企業的員工人數達到1億2300萬。但1996年以來，鄉鎮企業不斷被完全私有化，因此其數量也在不斷下降。即使名義上歸國家或地方政府所有，他們在實際運作和管理上也已經是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層有權僱傭和解僱企業員工。
Hart-Landsberg和Burkett認為，有研究表明，「……『平均而言，鄉鎮企業的員工賺取的基本工資低於最低工資，這一差距他們必須通過加班和計件的獎金來彌補。他們甚至連基本工資都不能得到保障，因為設定最低工資的當地鄉鎮機關，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私底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確實，鄉鎮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空間』在很大程度上由『充足的廉價農村勞動力供給』作保障。而這些廉價勞動力產生於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除和個體農民家庭的貧困化。」（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鬥爭，第45頁）
鄉鎮企業的命運與經濟的整體進程緊密相連。隨著私營部門逐漸佔據主導地位，鄉鎮企業不得不與之適應。Hart-Landsberg和Burket解釋，「鄉鎮企業也遭遇到了同樣的災難。隨著通過私人生產獲利的機會的出現，許多經營者開始非法地將鄉鎮企業的資產或產品轉移至私營企業，因為在那裡他們可以賺取更大的回報。隨著共產黨致力於小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一資產剝離過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加速……面對利潤下降和去工業化，鄉鎮官員從國家政府官員那裡得到提示，從1996年起開始快速拋售鄉鎮企業。」（同上）
通過國家建立強大的中國資本主義
中國官僚不想成為帝國主義統治的獵物，他們也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他們知道，要避免這種情況，他們必須在國內維持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而他們正在通過建立甚至加強一些國有企業來完成這一目標。他們手中擁有巨額可用資本，這些資本則通過國有銀行注入國有企業。
《中國的所有制轉型》的作者認為，「中國已培育超過20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相當競爭力的巨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其中一些正在解僱數萬甚至數十萬名員工。這並不是因為它們處於財政困境中，事實上其中一些正獲利豐厚，而是因為它們希望在國際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截至2002年，中國排名前12位的跨國公司（主要是國有企業）控制了超過300億美元的外國資產，僱有2萬名外籍員工，對外銷售額達330億美元。」
所以，雖然這些都屬於國有企業，但它們的目的是作為中國主要的國有企業、以資本主義的方式與美國和日本的企業抗衡。文中，作者提供了各所有制類型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組成表。我們看到，早在1988年國有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已下降至41%，2003年則進一步下降到34%。他們所說的「真正的私營部門」，在同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已經從1988年的31%上升至2003年的44%。但是，如果我們考察整個非公有制經濟，其在2003年已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6%。文章總結道，「私營經濟現在是中國經濟的主導形式」。文章還指出，「如果我們考慮到以下兩個因素，那麼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所佔份額將更大：1）很大一部分的集體農場實際上為私人所有；2）私營企業總體而言比其他經濟部門生產效率更高。」
在其他國家，類似的過程曾以較小的規模發生。在韓國，國家曾發展大型企業，但這並不意味著韓國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或轉型中的國家。這只是一個力量弱小的資本主義，那裡的資產階級太弱小、無力，只能依靠國家投資來建立資本主義。在中國，這一進程正以更大的規模發展著。儘管一個更加強大的資產階級正在形成，但它仍然不具備運行和發展大型企業的資源，因為許多大型企業仍歸國家所有。因此，是國家支配著中國經濟，也是國家在建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中國的法律架構在過去三、四年中經歷了重大的變化，以與新的財產關係相適應。2004年，政府對憲法做出重大修改，強調國家將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直到最近，中國一直有法律限制或禁止民營企業進入公共事業和金融服務等領域。但在2005年，這些法律被廢除，民營企業獲許進入這些行業，其中包括銀行業。他們開始對銀行進行私有化，並允許外資進入。事實上，資產階級分析家在分析中國時，會詳細指出還需要對哪些法律條例和法律架構進行調整，以使其與新的財產私有制相適應。他們認為這些法律制度是過去時代的遺留，亟需被廢除，以促進民營企業的運作。
中國的財產關係已發生了改變，儘管法律結構也相應地經歷了重大變革，但是舊的法律制度的殘餘仍然存在。新的財產關係的發展確實會與舊的法律形式發生衝突，因為法律形式不一定會立即與經濟基礎相適應。但最終這個「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正如馬克思在他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雖然，我們在中國面對的不是一場社會革命，而是一場反革命；但是，馬克思提出的觀點仍然有效。一旦財產關係發生變化，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也必須跟著變化。因此，我們可以預期，使法律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變化過程將繼續加快。儘管官僚當中有一些反對者，但這兩派「或快或慢」會站到同一邊 。憲法的修改證明了，木已成舟。
進入WTO
另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是2001年11月中國決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承諾將在之後五年內放棄所有對外貿的管制，從那時起他們正在逐步實現這一承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理由非常清楚。目前的中國經濟只有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才能存活。它大量依靠出口，因此需要國際貿易協定。它必須充分參與到世界經濟當中，這又反過來加速了中國內部的資本主義轉型。
放棄國家對外貿的控制是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的一個重要環節。回顧蘇聯歷史，布爾什維克綱領中一個關鍵的要點，也是托洛茨基在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鬥爭中堅決捍衛的要點，就是被資本主義包圍的工人國家必須由國家壟斷對外貿易。這在欠發達國家尤其重要。
布哈林認為，要發展經濟，就必須讓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這是因為，他認為通過物質激勵能提高效率和產量。但是布哈林對他的想法會導致什麼後果毫無概念。他無法預見到他的提議將會導致資本主義關係的回歸。如果布哈林的觀點在當時佔上風，那麼蘇聯在1928年就會遭遇資本主義復辟。當時，蘇聯也面對很大的來自資本主義的壓力。鄧小平和布哈林之間有相似之處，這甚至都體現到他們使用的語言上。鄧小平喊的口號是「致富光榮」，而布哈林喊的是「發財致富吧！」
國家壟斷對外貿易在本質上是為避免資本主義入侵而採取的保護措施。回顧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史，這些國家往往在開始階段採取保護主義來保護本土市場，而自由貿易只在後期才為資產階級所青睞。即使英國資產階級也在發展自己的工業時採取保護主義政策。一旦他們發展了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他們就不再需要保護主義。因為，到那時他們的工業已經強大到足夠稱霸世界市場。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的描述， 「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直到最近，這都在欠發達國家發生著。以巴基斯坦為例，它在約20年前有很多關稅和保護主義措施。但是近期他們被迫開放國內市場。帝國主義國家主宰了這些欠發達國家的政策，而他們無法容忍保護主義措施，儘管他們同時卻在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農業市場。帝國主義國家迫切地需要打開所有市場以出售他們的商品。
中國和巴基斯坦地的區別在於，強行打開巴基斯坦的市場意味著其產業和工廠遭到大規模地破壞。巴基斯坦的工業發展水平太低，以至於它無力抵禦外部競爭。但是中國卻與之不同，中國政府一定在想，「我們如今足夠強大了，我們有能力依靠自身的生產力來面對外來的競爭。」 然而，這激發了各國的報復性措施。特別是美國，它通過保護主義來抵抗中國廉價商品對本國市場的衝擊。
冷轉型？
現在回頭看，我們明白中國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的轉型，但這是如何發生的呢？沒有武裝反革命，沒有不同派別官僚之間的劇烈對抗。托洛茨基曾經把這種轉型比喻成一部倒著放映的改良主義電影。他認為，要實現反革命，必須經歷某種形式的暴力衝突，只有在那之後資本主義復辟才能實現。也就是說社會制度無法「改革」成資本主義。
在這裡，我們必須向托洛茨基學習。我們必須要從他那兒學習的不只是孤立的句子，而是他所用的方法。他所分析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國，在那裡革命傳統仍然存在。俄國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也清楚資本主義復辟將意味著什麼。這一工人階級是會對資本主義復辟做出抵抗的。同時，當時的國際形勢決定了蘇聯內部存在與中國不同的力量對比，即官僚內的很大一部分支持維護國有計畫經濟。
然而，遠超出托洛茨基的預料，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存在超過了70年之久。量變導致質變。在這期間，工人階級意識中的革命傳統逐漸被去除。曾經歷過革命的一代已經逝去。新的一代見證了一個貪婪的官僚一步一步凌駕於群眾之上。他們看見的只有各級官僚嚴重的管理不善、浪費和腐敗，以及一個最後剩下的快被銷蝕殆盡的系統。有時候，一個政權可以是那樣的腐爛，統治階級已無力抵抗來自底層的最小壓力。
有觀點認為，要為資本主義發展而打好基礎，就必須經歷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這個觀點是以1789年法國或者1640年英國的古典資產階級革命為根據。資產階級已經在封建主義的約束下積累了財富，逐漸發展起來，最終它不得不打破這些界限。年輕的資產階級領導國家對抗土地貴族，推翻封建主義，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一旦資本主義在少數關鍵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發展起來，資本主義在其他相對欠發達的國家就不可能再通過同樣的方式發展了。馬克思認為德國就屬於這樣的情況。他指出，德國的資產階級在沒有奪取政權之前就具有反動的性質了。
孟什維克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認為所有國家都會經歷相同的階段。當時的俄國擁有大量農民和地主階級，非常落後。他們機械地將法國和英國的經驗硬搬到俄國。因此，他們認為，俄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進步資產階級」。他們不明白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的論述：在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不能像當年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那樣起到進步的作用。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其它國家的資本主義並不總是通過資產階級領導群眾開展資產階級革命這種經典的方式發展起來。例如，當今世界上最強的國家的其中兩個——日本和德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沒有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在日本，是封建官僚，而不是當時軟弱和沒落的資產階級，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引領了走向資本主義的運動。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是所有的進程都由世界形勢的發展所主宰。日本只有發展資本主義才能維持其強國地位，而日本資產階級沒有能力發揮其歷史作用，因此只能由另一個階級來替它完成這個任務。在德國，這一類似的過程是由舊的封建國家機器中的容克貴族完成的。
然而，正是因為沒有經歷革命，舊的封建制度仍有殘餘。在德國，這一矛盾由1918年的無產階級革命解決，儘管這場無產階級革命失敗了，但它至少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在日本，同樣的任務在1945年之後由美國佔領軍完成。麥克阿瑟害怕中國革命會對日本民眾造成影響，因而強行推動了日本的土地革命。
在這些例子中，「資產階級革命」並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的「冷」轉型。列寧曾強調，歷史包含各種突變和轉化。真正鮮活的歷史進程並不會總是精確地重複教科書上的每一個細節！社會將如何轉型並不存在死板的規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點，否則我們將會被不按機械的預想而發展的事件搞得暈頭轉向。
因此，我們必須將托洛茨基「冷轉型」的觀點放到其歷史背景下來考量。但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托洛茨基向我們說明了官僚如何能夠輕鬆地適應資本主義復辟。他解釋說，拿蘇聯發生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情況和發生工人階級政治革命的情況相比，在前一種情況下新的統治階級需要從國家清除的元素要遠小於後一種情況。這被葉利欽上台後舊蘇聯官僚的經歷所證實，中國的官僚也非常類似。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寫道：
「第二種假定是，如果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去推翻蘇維埃統治階層，那末，它在目前的一般官僚、行政官員、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支部書記以及特權上層當中就會找到不少的現成奴僕。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也有必要把國家機關清洗一下。不過，資產階級復辟也許會比革命政黨要清除的人少一些。新政權的主要任務將是恢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首先，它必須創造條件從力量微弱的集體農莊中發展強有力的農民，把強大的集體農莊改變為資產階級類型的生產合作社，即改變為農業股份公司。在工業領域，非國有化將從輕工業以及食品工業部門開始。計畫原則在過渡時期將改變為在國家政權和個人「法人」之間採取一系列的妥協措施，這種個人「法人」即蘇維埃工業負責人當中的潛在業主、流亡國外的舊業主以及外國資本家。儘管蘇維埃官僚已經為準備資產階級復辟走了很長一段路，新政權在所有制形式和工業方法方面所必須進行的將不是改革，而是一次社會革命。」
雖然蘇聯是一個具有國有中央計畫經濟的工人國家，但是如果它轉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政權，不會有太多的人需要被清除。這是因為蘇聯已經存在特權階層，如果發生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就從工人國家的特權官僚轉型為資本主義的特權奴僕。但是，如果工人階級推翻官僚，發起政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那這場革命將要去除多數官僚的特權，使他們的工資與工人平等，從而會發生更大的衝突。俄羅斯目前的情況證明，托洛茨基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對蘇聯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當前的進程。在中國，我們面對的也是一個特權階級。正如托洛茨基所強調的，這個特權階級到某一階段會希望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來捍衛他們的特權。
將中國官僚向這個方向推動的有幾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二戰後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大繁榮，在那裡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發展。其次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在東歐和蘇聯的危機。我們在七十年代初期注意到了這點，而中國官僚也注意到了。蘇聯的增長速率下降到3%、2%直至為零，整個系統停滯不前。最後，東歐崩潰；兩年後，蘇聯也隨之解體，失去了其大片領土。
這些都是決定中國官僚想法的重大因素。他們開始時採用的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版的新經濟政策，旨在讓經濟更有效率、更具生產力。他們在觀察世界的發展，而整個世界形勢也將他們推向一個特定的方向。在蘇聯，他們看到了徹底的混亂和災難。他們一定在想，「我們不會讓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我們要引入市場的辦法，但是我們必須自己掌控整個過程。」於是他們逐步地去做了，雖然是一步步地前進，但是一旦他們走上這條道路，整個過程便遵循自身的邏輯發展到目前的境地。
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已經逐步形成。新興資產階級利用共產黨來捍衛自身的階級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官僚還會想要逆轉整個過程、並將其成功實施嗎？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超越了能夠不引發衝突而實現這一逆轉的階段。如果中國官僚中的一派決定走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他們就必定會與親資本主義派發生重大的衝突。因此，重新走向某種形式的官僚計畫經濟的「冷轉型」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所探討的只是一種假想的情況，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官僚內部存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一派。
影響中國走向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工人階級的規模和經驗。在目前的形勢下，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都必須依靠和發動中國的工人階級。這一工人階級將不會接受任何企圖回到斯大林主義的運動，他們將勇往直前地奔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工人階級政權。
毫無疑問，工人階級的運動將會影響中國共產黨中的一部分人。中國媒體所刊登的一些信件和文章表明，似乎仍有一部分中共黨員堅守1949年的革命理想。這些人將被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所影響，與佔主導地位的親資本主義派發生衝突。這將意味著不同層級官僚的分裂。上層官僚將捍衛新的資本主義關係，而下層官僚中的一部分將被工人階級的運動所推動。
托洛茨基認為俄國官僚中存在「賴斯派」，即希望恢復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那一部分人。在1930年代，這樣的一派的確存在。那時，革命剛發生不久，許多經歷過革命的黨員可以看清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區別。
但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在蘇聯延續了幾十年。斯大林逐漸破壞了每一個與十月革命理想有關的鏈接。儘管如此，在1991年蘇聯瓦解時仍有這樣追求真正列寧主義思想的一派，儘管他們佔少數。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托洛茨基所描述的「賴斯派」並不存在。1949年的革命並不基於列寧的思想。中國共產黨在上台前很久就已經轉變成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組織。因此，甚至是來自1949年革命前的人也已經把斯大林主義作為參考。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退化的工人國家和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之間的區別。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必然已經轉變為退化的工人國家。但是歷史上唯一一個退化的工人國家是蘇聯。它最初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但由於後來革命被孤立、官僚開始奪取權力，而逐漸退化。但是，要真正完成這一退化，斯大林主義官僚們不得不清洗一批又一批真正的共產黨人，因為這些共產主義者明白他們所面對的政權只是一個可怕的仿製品，它與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努力建立的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
但是中國一直都不是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也從未有過真正的工人民主和工人政權。從共產黨奪取政權的第一天起，中國就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事實上，共產黨繼承了舊中國的國家機器。當然，即使在蘇聯初期，列寧也指出，在工人國家的表面下是沙皇俄國的國家機器，因為在一個落後的國家，新的國家不得不依靠許多舊的官員。但是，至少在列寧時代，工人們能夠通過他們的權力機關——蘇維埃，來遏制這一階層的保守傾向。可是中國的情況並非如此。
儘管如此，黨內仍然有一部分人對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感到恐慌，只是他們採取了一種扭曲的方式。他們看到工人失去權力，看到所有革命理想被踐踏。於是，他們重提毛澤東時代下的中國，因為那是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但是當前，伴隨著如此龐大的無產階級的誕生，那完全基於農民的毛派思想對今日的工人階級毫無意義可言。如今，無產階級已經成為主導力量，他們在城市中尋求出路，因此他們要想重回毛時代，就必須提出工人掌握政權。這樣的發展將對共產黨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將不可避免地以階級為界限發生分裂。
然而，官僚的上層並沒有回到國有中央計畫經濟的想法。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目前這個制度是可行的，甚至是運轉極其良好的！我們已經提到，托洛茨基指出官僚希望能把特權傳給他們的後代。今天這些官僚的子女中的很多人已經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他們絲毫不想回到國有計畫經濟，也沒有物質基礎讓他們希望回去。他們會抵制任何逆轉歷史的嘗試，國家也會支持他們。
第三部分
雖然廢除國有計畫經濟是一個巨大的倒退，馬克思主義者也完全反對這一倒退，但是這個過程包含了一個積極的因素：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階級矛盾正在醞釀著一場新的革命。一旦這個龐大的中國無產階級堅決地起身反抗，它將撼動整個世界。
中國——世界第四大強國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已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第四經濟大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工業製造國。2004年，中國的混凝土消耗量佔全球的一半。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它都已成為一個主要力量。
最初，外國資本家認為他們可以迫使中國開放，這樣他們就可以大量向其出口商品。然而，中國的發展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預期——如今中國已成為一個出口大國。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赤字已經達到創紀錄的2050億美元。他們抱怨中國向歐洲、美國、甚至整個世界出口太多商品。他們經常討論如何通過設置關稅來控制中國的出口。但是要阻止中國商品的進入，他們必須設置極高的關稅，因為中國的生產力是如此之高，商品是如此之便宜。
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經濟的快速騰飛和資本主義關係的鞏固，現在中國也開始像帝國主義強國那樣運作。它進口原材料，並向外輸出製成品和資本。它對石油的龐大需求，也是石油價格增長的一大因素。中國現在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淨進口國。同時它還進口大量的鐵礦石、銅、鋁土礦、木材、鋅、錳、錫和大豆。
中國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關係突出地體現了中國的帝國主義性質。以1999年為例，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出口值為50億美元，進口值為30億美元。到2004年，中國向該地區的出口值和進口值分別達180億美元和220億美元。拉丁美洲主要向中國出口食品和原材料，而中國則向其出口紡織品、服裝、鞋、機械、電視和塑料。2004年，中國向拉美投資63.2億美元。中國對外投資的近一半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光是委內瑞拉的石油，中國就計畫再向其投資3.5億美元。同時，中國已與巴西建立「戰略聯盟」，在那裡建有屬於自己的工廠。巴西15％的出口去往中國，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長。中國還和印度爭奪亞洲的石油資源。在世界範圍內，中國也已成為一個主要競爭者。2004年，世界貿易增長了5%，中國貢獻了其中的60%。換句話說，中國拉動了世界將近三分之二的貿易增長。
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中國甚至派出軍隊加入服務於海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為了日後能在太平洋和其它地區控制海上航線，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強大的海軍。這意味著未來中國與美國可能會出現公開衝突。已經有美國國會議員開始擔心中國介入拉丁美洲，並引述「門羅主義」所確立的原則，稱不允許任何國家在拉丁美洲的影響高於美國。
工人階級的加強
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也存在另外一面：在生產力大規模發展的同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也在不斷壯大。中國平均每年都有兩千萬人向城市遷移。一方面中國的城市經歷了巨大的發展，另一方面極端貧困的農民試圖逃離貧窮的農村。目前中國已有4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並有166個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未來的15年中，預計還將有3億人前往城市。中國的建築業也在蓬勃發展。光建築工人就有3800萬，他們在超過80個城市建設地下交通系統。這些都將增加對鋼、混凝土等的需求，從而對經濟產生影響。中國社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無產階級化。
預計在15年後中國將有8億城鎮居民，這將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中的無產階級。這一過程也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更將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無產階級化的運動。一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將要產生，他們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無產階級。
這些進入城市的農民在農村的生活極其惡劣。隨著公社的解體，那些曾經由公社提供的福利、醫療保障和退休金也不復存在。中國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實際上不享有任何退休金計畫。於是，他們不得不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
這種現象曾經出現在從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前往美國和歐洲的移民的身上。他們願意接受最糟糕的工作條件和最惡劣的生活環境，因為至少這能給他們帶來收入，讓其補貼家用。對他們來說，這是擺脫貧困的一種方式。雖然這麼說，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隻是勉強能夠生存。他們生產了巨大財富，卻只得到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種情況蘊含了未來革命運動的可能。
這一發展的進步意義在於它創造了數以萬計的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讚許工業的發展。雖然這一過程代價巨大，但是它所創造的無產階級將完成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任務。龐大的工人階級社區正在城市中崛起，巨大的矛盾正在積累。
雖然資本主義在中國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但計畫經濟的解體仍然是反動和倒退的一步。如果存在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民主政權，那麼中國不但可以超越當前的經濟發展，而且還能避免目前增長所帶來的不平衡、混亂以及日益增長的兩級分化。
不同階級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資本主義區域和老國有工業區之間都出現了巨大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城市中最富有的10%的人口擁有45%的社會總財富，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只擁有1.4%的財富。一個新的富有的資產階級誕生的背後，是高達2億的失業人口。
發展的不平衡也對中國不同地區產生影響。中國的某些地區並未從東部和沿海地區的發展中獲益。這種不平等的發展正在點燃民族矛盾。中國有1億少數民族（如藏族、土庫曼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這些少數民族時常與警方發生衝突。隨著社會分化的加重，民族問題很有可能被再次推上風口浪尖。
的確，經濟的發展提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問題的另一面。經濟增長，不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正在加大工人的戰鬥性和社會不安。生活條件、工作條件以及財富的分配方式是主要的動因。群眾憎恨那些剝奪了他們所有權益的官僚。
中國工人階級的情況與恩格斯所描寫的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情況非常類似。全世界80%的礦難死亡事故發生在中國，可事實上中國只生產了全球30%的煤礦。1991年，8萬名工人死於工傷事故。到2003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136340（根據2004年12月3日的中國日報）。工人階級肩負著巨大的壓力。這並不是一個快樂穩定、有著美好願景的社會。在20至35歲的人中，自殺是死亡的頭號原因。中國每年有25萬人自殺，還有另外250萬至350萬人企圖自殺。數百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大型的抗議示威在發生，但無情的資本主義進程仍在繼續。
我們已經指出，中國當今的發展進程與一百多年前俄國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舊的農業公社的解散以及19世紀後葉的工業發展，促使俄國農民離開土地，組成一個新鮮的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的形成和資本主義進程所帶來的惡劣狀況催生了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今的中國，階級衝突的條件正在成熟，這會帶來相似的結果——一場革命！
一些充滿仇恨的罷工行動已經在發生。勞資糾紛的總量在2000年增加了12.5%，在2001年增加了14.4%，達到15.5萬起。1999年共發生了近7000起所謂的「群體性事件」，通常為至少3人參加的罷工或者怠工，共涉及超過25萬人。這個數字自1992年以來增長了900%。而自1999年以來，集體爭議事件的數量正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長。儘管絕對數字仍然較低，但是這些動向預示了中國未來的革命前景。這也表明，經濟增長並不一定會機械地轉化為社會穩定。事實上，中國的情況正與此相反。
中國經濟已遵循資本主義的規律。中國目前正接受著大量的投資，但這些投資的前提是全球市場的持續繁榮。然而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繼續，因此中國在某一階段也必定會面臨危機。雖然我們無法指出危機發生的確切時間，但是危機一定會發生，而且它將是一個嚴重的危機，將會對整個世界產生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是一個嶄新的工人階級。其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在國有企業工作。儘管有官僚的存在，這些工人曾經贏得了一些非常有利的工作條件。但是，他們正在逐漸失去這些有利條件。如今這些國企工人和他們所效勞的公司之間的關係已與西方更加相似。這一過程發展下去將會以階級鬥爭的爆發為結局。
共產黨的地位
目前中國共產黨正主導並控制著局面，但是共產黨自身正在經歷著改變。中國共產黨目前有六千到七千萬人黨員，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這個黨過去曾是國家官僚的工具，但最近中國資本家也被允許入黨。如今中國資本家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共產黨員，這表明他們認為入黨能最好地保護他們的利益。雖然資本家在絕對數量上仍佔少數，但是如此大量的資本家被允許入黨，其意義非常重大。
幾年前，中央委員會近一半的成員發生了變化。很顯然，一些被視為資本主義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的舊官僚被淘汰出局。於是，共產黨被資本家用作捍衛自己階級利益的工具。在黨組織的基層一定還有許多黨員仍然相信「共產主義」或至少他們理解中的共產主義，他們中會有一些人重新學習並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然而在黨的上層，那些手握權力的人正在堅定不移地領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未來將會如何？只要經濟仍以目前的速度發展，共產黨的領導就能夠維持，社會和黨內一定的穩定性也能夠保持。但一旦遭遇巨大的動盪、嚴重的經濟危機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種社會矛盾，共產黨內將出現不同派別，並有可能分裂。必須記住的是，中國共產黨自從1949年上台之後就一直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因此它並不是傳統資產階級民主意義上的政黨，我們不能把它直接拿來與西方的共產黨做比較。
然而，根據事態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絕對控制有可能被打破。對於蘇聯的官僚而言，這是以極其突然的方式發生。老的斯大林主義政黨分裂成許多代表不同利益的政黨。這其中也包括幾個共產黨，它們成為了真正的工人政黨。但這對中國來講仍是未來的情景。目前中國官僚掌握著局勢的發展，而中國共產黨也被用來發展資本主義。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轉向將不會是一個順利的過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將帶來新的矛盾，這將挑起黨內矛盾。事實上，這樣的分裂已經有所顯現，我們在目前進一步修改財產法所引發的的矛盾中可以看出端倪。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共產黨內這些分裂？我們應從整個過程開始分析，並觀察它是如何發展的。以目前來看，資本主義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僱傭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區別、市場競爭以及利潤動機等等都已存在。雖然舊體制仍有很多殘餘，但是它們要麼正準備被私有化，要麼正按照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運轉。我們在分析時必須考慮國有經濟部分，但是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目前私營經濟已經成為經濟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而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得到了鞏固。
作為這樣一個大國的官僚，其內部不可避免地存在逆流，存在觀點不同、利益不同的派別。其中有一派正關注著整體局勢，關心這一進程所引發的社會不穩定。總理和主席就為他們看到的持續的不平衡發展和兩極分化所帶來的危險而感到擔憂。這個派別希望引入社會改良，以減輕對廣大民眾的打擊。他們害怕來自底層的革命，因此要求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投資並增加社會支出。
但是，他們不會質疑資本主義本身，也不會積極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鞏固。他們只是擔心，不平等和日益加劇的社會敵對會引發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他們當然是正確的。可問題是，維持舊有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構架也同樣會導致群眾運動，並使這一體系最終瓦解。因此，官僚中這一派並不會逆轉這一進程，只是會嘗試引入一些社會改良，用以減小改革對人民的打擊。
中國東部的官僚與新的資產階級有著更為緊密的關係。對他們而言，社會改良的做法無異於剝奪工業發展的重要資源。他們認為，不應該減緩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應該加快這個進程，應該一勞永逸地結束舊體制、消滅所有舊體制的殘餘。因此，目前的矛盾並不在支持「倒退」的一派和支持資本主義的一派之間，而是涉及到如何保持整個體系的穩定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無論怎樣，這一進程最終很有可能導致共產黨的分裂，從而導致更大的不穩定。
官僚內部的矛盾反映在物權法下一階段改革的矛盾上。迫於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這個改革已經放緩。這強調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是線性發展的。正如我們在多個場合所看到的，官僚在某些階段不得不放慢進程，但卻從未取消過市場改革的任何措施。
只要GDP能保持目前9%左右的增長率，中國政府就可以維持這一平衡，儘管它是暫時的、不穩定的。雖然國有企業每年裁減數以百萬計的崗位，但是私營企業則同時創造著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絕大多數流入城市的農民工能獲得工作。儘管這些工作工資非常低，但它仍遠遠高於農民工在農村地區的收入。雖然工作條件非常糟糕，但這份工作畢竟能讓農民工賺取收入、寄錢回家。
正如我們所見，中國經濟的主體正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運作。國有經濟只貢獻了GDP的三分之一。雖然私有化尚未全部完成，但是國有經濟已不再佔主導地位。一旦剩下的這部分國有企業被進一步重組和私有化，還會有數以千萬計的就業機會將被摧毀。在這種情況之下，可持續發展成為重中之重。
如果中國能在未來10到20年仍保持7－10%的年增長率，他們也許能夠較順利地達到計畫中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但是這取決於全球市場。中國GDP的50％以上來自於出口。它擁有非常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非常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它擁有非常高的生產力水平。但是中國也開始遇到阻力。世界經濟在某些領域開始出現放緩的跡象，歐元區國家的經濟要麼停滯不前，要麼增長緩慢。生產過剩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出現，這部分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因此，任何世界市場的明顯衰退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就像韓國曾經經歷的那樣。中國的鋼鐵、鐵礦石、煤炭以及消費品都已經開始出現生產過剩的苗頭，這些都預示著未來生產過剩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為此感到擔憂。儘管他們不斷地鼓吹市場效率，他們還是認識到世界經濟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是生產過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的說法，中國有超過75%的產業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也將影響利潤率。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中國有著近乎瘋狂的投資水平，投資構成了國內生產總值的45%，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是二戰後繁榮時期的日本也從未達到該水平。只要出口繼續增長，西方國家的債務繼續增加，那麼中國的發展還能持續。但是如果投資水平以這個速度增長，中國的生產力每4到5年就會翻一番，也就是說這個增長速度必然會導致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2005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了一份關於中國的綜合報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5年度工作人員報告，2005年7月8日）。這份報告把重點完全放在投資熱潮上。它指出，投資熱潮將大大提高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有機組成（從1984年到現在，資本—勞動比率增長了450%），從而使投資回報率從16%降至12%。
生產過剩首先將對銀行敲響警鐘，壞賬將逐步積累。然後問題會反映到就業水平上，並最終導致社會衝突。
美國也正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否則它將提高中國對其出口的關稅水平。目前美國國會正在討論一項對中國徵收27.5%的進口關稅的法案！中國計畫在2008年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但是中國畢竟不是海地或尼日利亞，它不會任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擺佈。中國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強國，因此未來在這個問題上很有可能出現較大的摩擦。
在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大幅度增加。多種纖維協議在去年一月終止了紡織品限額協議，也就是說紡織品的出口不再有配額限制。其結果是，去年一到四月，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增長了70%。中國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更多的紡織品，這意味著歐洲紡織品產業的結束。今天，中國已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首選。2004年，中國的外商投資額為540億美元，這標誌著國際資產階級對中國新建立的資本主義關係充滿信心。
中美關係
未來幾年會發生什麼？有人認為1997年式的經濟崩盤正在醞釀，經濟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車。生產過剩的危機正在迫近，向我們預示著需要在制度上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徵。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減緩，它將對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產生深遠的影響。馬來西亞對中國的出口在近五年中已經從10億美元增長至70億美元。日本在中國也有著巨大的利益，中國境內有16000家日本企業。
中國因為其強大的產業競爭力而逐漸開始與美帝國主義發生衝突。然而，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存在一個矛盾。中國和日本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而美國則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之一。因此，中國希望美國的經濟繁榮能持續繁榮，而不希望其出現危機。儘管中國更希望與美國保持輕鬆和諧的關係，但這是不可能的。兩國在世界市場上存在衝突，美國龐大的貿易赤字中有很大一部分產生於和中國的貿易。這對美國而言也是一個矛盾。那些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都在收穫著巨額利潤。他們在中國以低成本生產商品，然後以由世界市場決定的價格在美國將其銷售。幾乎每一個大型跨國公司都在中國有業務。既然美國的經濟和主要公司都依賴於中國經濟，它又將如何遏制中國呢？因此，互相矛盾的因素在兩國的關係之間向著不同方向施加壓力，而兩國間的衝突會在日後繼續發展。
為革命做準備
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著日益加劇的階級分化，這為中國的階級鬥爭奠定了基礎。事實上，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之前我們已經提到了城市人口中存在的不平等。中國最富有的20%人口占據全部國家收入的50%，而底層的20%人們只有區區4.7%。
這些數據來自一份聯合國的報告，我們轉引於一篇新華社發表的文章（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5-09/27/content_3549257.htm）。這篇文章還提到，「一份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表的報告指出，從2003年起，中國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劇，現在已達到了『橙色』水平，即該研究所定標準中的第二嚴重等級。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它有可能會繼續惡化，達到最嚴重的『紅色』水平。」
這份聯合國報告採用了基尼係數，該指數普遍用於衡量各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數字0代表「完全平等」，而數字1表示「完全不平等」。中國的基尼指數目前已達到0.45。 根據國際公認的標準，當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超過0.40時，該國家將出現不穩定。中國的這個指數已經超過了0.40，並在繼續上升。
正如新華社所說，「如果這個趨勢得不到遏制，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將無法實現，而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將引發社會動盪。」我們看到在中國的現代化城市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新的摩天大樓，但這些摩天大樓的周圍卻是巨大的城市貧困區。光憑這一點就有可能引發中國未來的階級鬥爭。
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什麼？毫無疑問，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對正在發生的一切提供清晰的解釋。如果我們想要和中國的工人、學生和真正的共產黨員建立對話，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分析能正確地反映和解釋中國的具體現實。因此，我們必須詳細地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各個方面。
如果我們試圖用一個現成的公式來分析一個複雜、矛盾且史無前例的過程，而無法正確地反映工人和學生正在經歷的一切，那麼我們會犯下一個嚴重的錯誤。在這樣的方法下，我們不會取得任何進展。
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傳統。俄國有布爾什維克、列寧以及托洛茨基的傳統，但中國並沒有這樣的傳統。對中國而言，它主要的傳統是毛澤東主義。當然，這並不是唯一的傳統。還有一個重要的傳統來自於陳獨秀（1879-1942）。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曾在某一時期向托洛茨基主義靠攏。
陳獨秀深受1917年十月革命的影響，他認識到只有推翻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才能取得社會進步。他是1919年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次年，他與其他革命者一起致力於創立中國共產黨，並於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會議。
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1926年，由於聽取了斯大林的意見，中國革命被擊敗了。然而共產國際拒絕承擔任何責任，而把一切責任都歸咎於陳獨秀，並在1927年撤消了他在黨內的領導職位。陳獨秀此後要求認真地對共產國際的政策進行重新評估，這卻使他在1929年被指控為反對派而被開除出黨。之後，他加入了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
讓人欣喜的是，在現代中國仍有專門研究陳獨秀作品的社團。近年來，馬克思主義討論小組也在中國各地開始建立，特別是在學生中間。一些人正在如飢似渴地學習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這反映了人們渴望向真正平等的社會前進，而這樣的社會只有在基於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下才能實現。
對這些更為先進的份子以及工人階級和青年，我們必須清楚地說明我們對中國所發生的一切的看法。我們既要解釋計畫經濟的優越性，也要分析中國官僚的危機、這一危機為何發生、為什麼毛派政權無法繼續。
雖然舊制度仍以國有經濟和國家機器的形式存在，但是目前擺在中國面前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社會革命。大部分經濟已掌握在私人手中，向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塊遮羞布罷了，已經沒有人還相信這個說法，即使是中國官僚本身也不例外。雖然目前局勢中仍有一些與資本主義化抗衡的力量和趨勢，但是我們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進程已經無法逆轉。
中國的國家機器一直具有可怕的極權官僚體制的性質，現在不但仍然如此，而且已經融合了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最醜惡的特質。它以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機器為外在形式，卻以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機器為內容。這會導致一系列的矛盾，並最終引發一場革命性的運動。
如今，中國憑藉自己的實力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它的命運與世界發展、尤其是世界經濟緊密相連。同樣的，發生在中國的事件也會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產生影響。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注定將在未來扮演重要的角色。拿破崙曾說，「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驚世界。」借用拿破崙的話，我們可以說：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是這只沉睡的獅子；當它覺醒時，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它，它將改變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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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Attard and Jorge Martin
11 December 2018
Workers' Struggle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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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末（12月8日），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以另一輪大規模抗議行動進入了第四幕。雖然官方報導參與抗議的人數為十三萬左右，但實際人數可能達到五十萬人。這一次，政府方面的反應卻也更加的殘暴，在法國各地動員了八萬九千名員警來試圖阻止黃背心參與者發起和平或其他性質的抗議，導致了兩千餘人遭到逮捕。
大批大學生和高校生也挺身參與運動，並遭到警察暴力鎮壓。同時，雖然各大全國工會基層工人都堅持參與運動，他們的領袖們卻可恥地極力「降溫」抗議行動並倡議與政府「協商」。國際各大媒體也歇斯底里地散佈謠言，企圖將黃背心運動與極右民族主義畫上等號，甚至（毫無意外地）暗指這一切都是俄國散佈的假新聞所致。
在這一系列的戲劇性事件中，支持率跌到20%的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卻也異常低調。之前誓言「永遠不向群眾抗議低頭」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沛（Édouard Philippe）卻要忍辱負重的擔起宣佈汙氣稅延遲和取消的重擔。但是他們的讓步卻進一步激起了法國群眾的鬥志，讓他們學到了只有抗爭才能夠帶來勝利！黃背心的訴求迅速地從取消燃油稅擴張到一系列關於生活支出和打擊可恨的政治建制等廣泛要求。如重設富人稅、提高退休金、提高最低工資、調降政客薪資、以及最重大的要求馬克宏下台和解散國會等訴求呼聲最高。
一個革命情勢正在法國內部展開，現在缺乏的是一批革命領導領導以及清晰的行動綱領，深根於工人階級，並倡導全國大罷工來擊倒馬克宏。
警察鎮壓
週六（12月8日），馬克宏政府啟用了新一套警察策略，基本上取消了集會抗議的權利。光是在巴黎，就有將近一千人被逮捕，不論有沒有穿著黃背心的路人都被搜身，任何在背包裡找到的黃背心都被沒收，而企圖加入抗議的零星群眾都在法國首都各處被擋下。Arié Alimi，一位巴黎律師和人權聯盟會員對這項可恥的政策痛斥：「我們目睹了僅僅想要加入抗議的民眾被當場逮捕。（警方）僅以認為有危險意圖的嫌疑把無辜的民眾帶走。」實際上，法國政府已經開始「預防性」地逮捕民眾，藐視了任何資產階級法治的原則。
在巴黎實施的警察抗暴是相當無情的。催淚瓦斯、化學泡沫噴射器、水砲、甚至裝甲車都被動員來驅離誓言要邁向總統府抗議的民眾。網路上盛傳民眾被水砲擊倒，或遭到橡膠子彈掃射而痛不欲生的畫面。社群網路上也有發表民眾被警察痛打嚴重傷痕的畫面（但是99%的媒體報導卻只著重在民眾的暴力行為）。在黃背心運動爆發以來至今有七百人受傷。儘管如此，大批民眾仍然找到途徑聚集在巴黎市內的各主要中心，其中有些人甚至高唱著反法西斯革命民謠「再見了朋友」（Bella Ciao)。
在巴黎以外的各個城市仍然容許遊街，而民眾也大批參與示威。例如，法國西北沿岸的佈雷斯特市（Brest），人口僅有十四萬，卻看到了兩千人走上街頭。當然，這些在地方省份的抗議活動也遭到警方鎮壓。
在圖盧茲（Toulouse），警方設立來組織民眾聚集的陣線遭到群眾突破，而在波爾多（Bordeaux），民眾們高喊著「反對資本主義！」的口號。
然而警察的惡毒行經只會成為反動的一記鞭打，反而會讓群眾更勇往直前。至今，一為高齡八十的老太太在站在她自家陽台上時被催淚瓦斯彈擊中頭部而身亡，數十名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遭到大批警方毆打，甚至還有一個正在流傳的視頻記錄了警方把一名身穿黃背心的身障男子從他的輪椅上狠狠拉倒在地。這些卑鄙的惡行在騰天的眾怒上火上加油。一個在推特上對上述視頻的留言評論道：「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恨不得讓你們這些條子通通坐上輪椅！」
有趣的是，黃背心運動也開始發展出了比先前更加有組織性的特徵。一些城鎮內的運動人士開始舉辦大會。目前，在圖盧茲，將近500名黃背心運動人士召開了大會，討論他們運動的目標和如何強化他們的組織。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步驟。這些大會應該透過一個由被選舉出來，而且可以隨時被罷免的代表們所建構的網路來串連，他們也應當進一步與學生和罷工工人代表們會晤，讓整個抗爭能夠在市鎮、地方和全國的等級上同時進行。
學生們的反擊
就讀大學和高校的年輕人們在法國各地都表達他們對黃背心運動的擁護和參與。許多校園（高中和大學都有）甚至看得見學生們設立的路障，或是整個直接被佔領（包括巴黎南泰爾大學和巴黎第一大學托比亞科校區）。橫跨整個法國都看得見大型的學生大會來討論學生們對於黃背心運動以及其他議題（包括教育改革）的態度。
一份由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法國支部學生同志們起草的動議，訴求聲援黃背心並呼籲全國應該組織罷工罷課來推翻政府，已經在保羅‧瓦樂利‧蒙特皮耶大學（l'université Paul-Valéry-Montpellier）及圖盧茲大學收到壓倒性的支持並通過，並即將在里昂（Lyon）大學接受大會辯論表決。在南泰爾大學，一份在今天由兩千名代表參與的學生和教師大會通過的決議案宣佈了整所大學支持黃背心和反對政府鎮壓，並宣示整所大學將會開始罷課，直到他們一系列提出的訴求（包括取消先前政府實施的教育惡改）被達到為止。這份決議案同時也要求馬克宏下台。
此外，在過去這週末的抗議隊伍中都能夠見到顯眼的學生陣隊，其中最耀眼的是大批索邦大學學生週六與黃背心並肩走上巴黎街頭，高喊著反對馬克宏經濟政策和警察鎮壓的口號：
高校生們也在全國高中學生聯合會號召下在全國各地動員。上週四（12月6日）將近有700所高中有設立路障或是發動罷課，這個數量在隔日週五有所提升。
面對學生，警察們施展了更嚴重的暴力，也激化了整個運動。例如在週四，位於法國中北部西島大區的芒特拉若利市（Mantes-la-Jolie），有150餘名抗議全國考試改革的高中生們被警方強迫屈膝在地，手抱腦後。這起對一整所學校進行的「集體逮捕」行動，被隸屬於法國不屈（France Insoumise）的國會議員Eric Coquerel恰當的形容為「令人無法接受且極度羞辱的。」這起逮捕的視頻在網路上瘋傳，而為了回應這起暴行，法國各地都見得到學生和老師們以屈膝抱腦的姿勢表示他們對被捕學生們的支持，其中包括了在巴黎共和國廣場舉辦的大批民眾。在部分地區，如馬賽（Marseille），法國全國總工會代表們直接與抗暴警察對峙來保護學生們免於警察毆打。
支持黃背心的激進決議案在法國各地的學生大會裡都被通過/圖片來源：南泰爾馬克思主義學會支持黃背心的激進決議案在法國各地的學生大會裡都被通過/圖片來源：南泰爾馬克思主義學會
政府的挑釁不僅沒有嚇倒學生們，反而會將他們推向更激進的結論，讓他們更親近於工人們在街頭上的動員。這已經開始在發生了，我們IMT學生同志們在蒙特皮耶大學和圖盧茲大學的動議所收到的巨大支持就是例證。學生們正朝向正確的組織架構摸索。在南泰爾大學通過的決議案呼籲巴黎地區的所有校園應該選舉出代表，於12月13日開始在西島大區會晤。此外，在眾多學生大會裡都有辯論表決是否遵循發動全國大罷課的呼聲。在圖盧茲，黃背心代表和學生代表互相參與彼此之間的大會。這是一個極其重要且正確的步驟，並反映了黃背心運動對學生們以時尚的影響。我們必須記得，1968年5月，戴高樂正是被一場學生和工人們的團結行動逼到就範。
各大工會從下而上的革命潮流，和高高在上的改良主義領導
從一開始，法國各大全國工會的領袖們面對黃背心都遵循著糟糕的政策，一昧拒絕支持甚至譴責黃背心，直到來自工會基層的壓力才把他們拖到一起與黃背心動員的觀點。我們正目睹著越來越多不同階層的工人階級開始加入運動並與黃背心並肩作戰，包括了消防員和救護車工人。這起群眾運動發展出來的吸引力正在將更多的工人階級人士帶進抗爭。
就連傳統來說相當麻木的「中產階級」人士們也開始移動。例如160名貝濟耶市（Béziers）律師們於12月4日發動罷工來抗議對於法制系統的修惡。罷工的律師們宣佈他們支持黃背心運動，並同後者在上週一起在貝濟耶法院外抗議。這起行動是相當重要的，令人聯想起在1968年的革命運動也一樣能夠得到社會各界如各式公務員的極大廣泛支持。
不同於基層所展現出來的激進態度，法國六大主要工會領袖（包括了法國全國總工會（CGT)但不包括法國民主工聯（SUD））的表現則在週四向下沈淪，共同簽署了一份杜絕「以任何形式的暴力來表達訴求」的聲明，歡迎政府進入協商，並同時完全忽略了隔天已經計畫好的抗議行動。這份可恥的聲明幾乎完全可以被讀作遷就馬克宏同日做出的呼籲，要求所有政治和工會組織來」會面談判「而不是深化」暴力的「抗爭行動或者是推動罷工行動。
毫無意外的是，工會領袖們這個可恥的作為激怒了自始以來就與黃背心合作的工會基層工人。這份聯合聲明馬上遭到工會各地分會的強烈譴責。法國全國總工會第13區分會（圖盧茲）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硬的聲明譴責領袖們的聯合聲明，並重申「我們會繼續譴責並對抗真正的暴力，也就是統治階級對工人們施加的暴力。」
法國全總第31區分會（馬賽），同時也是出動保護學生免受警察毆打的分會表示，領袖們的聯合聲明「對正在抗爭的人士們送出了災難性的訊息，讓我們的運動家們身陷危險。」他們也同時呼籲全總發起緊急會議來拿他們的領袖們是問。
隸屬於法國全總的全國化學工業工會也同樣駁斥了聯合聲明，認為這有悖於全總的價值，並進一步譴責「老闆、警察們打壓工會的暴力，以及改良主義者（領袖們）的屈服。」他們的聲明更說道：「如果有暴力發生，那暴力的起因不在於受壓者群眾之間而是來自壓迫者的隊伍...全總的角色應該是與工人站在一起，而不是成為老闆們和政府的走狗。」 全總巴黎能源工業分會也譴責了聯合聲明，並會參與由全總運輸業工人工會於下週四發起的48小時罷工。全總第59區分會（里爾）是最新一個加入反對聯合聲明的基層工會，並也發表了一份公報要求全總全國領袖召開緊急會議。
基層的激進氣勢和高層的改良主義之間的巨大分歧已經日漸明顯。一般的工人和工會會員正在走向黃背心運動並對於馬克宏政府做出大膽，甚至革命性的結論，而領導階層卻生怕這股激進氣勢會太過頭，並極力試圖為整個運動降溫。這在基層內即將造就的不滿和憤怒很可能會導致對於全總領袖菲利沛‧馬丁尼（Philippe Martinez）以及其他全總領袖的公開反抗，並可能會與2019年5月召開的第52屆年度代表大會上爆發。
同時，全總所組織的「行動日」即將在12月14日發動，基層的工會工人們必須繼續參與抗爭並深化組織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儘可能提出透過協調罷工和呼籲選舉出一批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全國工會領袖來將運動向前推進。目前，工會領袖們的行為正在深化許多人認為工會組織是他們所憎恨的政治建制的一部分的成見，這也帶來了工會工人被拒在運動之外的危險。
一般的工人和工會會員正在走向黃背心運動並對於馬克宏政府做出大膽，甚至革命性的結論，而領導階層卻生怕這股激進氣勢會太過頭。/圖片來源：推特，CGT一般的工人和工會會員正在走向黃背心運動並對於馬克宏政府做出大膽，甚至革命性的結論，而領導階層卻生怕這股激進氣勢會太過頭。/圖片來源：推特，CGT
統治階級已經領略到他們必須要借重工會領袖的權威來遏止這起運動。這也是12月6日「反暴力」聯合聲明以及今天（12月10日）馬克宏攜帶一批地方市長、參議院長、法國三大資方團體來會晤大型工會領袖（包括全總）的真正意義。在」共和國面臨危機「下，馬克宏想要打造一個「聆聽整個社會」的形象。然而，邀請這些組織來加入他的伎倆，馬克宏卻冒險這些團體會沾上他的罵名，讓他們無法作為有效能夠遏止黃背心運動的工具。
此外，法國勞動部長週五要求民營企業資方跳漲工人薪資。就如在1968年期間，統治階級在面對即將失去一切的情況下有可能會作出讓步。今年當然與1968年的情勢有重要的不同。首先，1968年的革命是在二戰戰後經濟復甦的鼎盛時期，也就是老闆們累積了足夠的利潤來讓他們有退讓的餘地。而今天的情勢是完全不同的。法國經濟僅僅些許的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復甦。此外，在1968年工人們得到了薪資調高，是透過在進步工人和工會之間有巨大聲望的法國共產黨達成的（雖然法共的決定也忽略了許多工人群眾大會的意志）。今天在工人運動中沒有一股力量有相等的聲望能夠忽視基層意志在達成協商，更被說在黃背心運動之中了。面對勞動部長的呼籲，工人們應該指出：「之前你們說已經沒有錢來滿足我們的訴求，但是現在黃背心在街頭上抗爭後，錢又突然冒出來了。結論很清楚:我們應該全面出動！」
「又是俄國人的陰謀」！
資產階級以及他們旗下的政治和媒體代表們都被黃背心運動震驚不已，尤其是當此運動已經開始在法國國境以外蔓延。身穿緊急背心的抗議群眾開始在比利時和荷蘭出現，提出他們法國同志們所提出的相同要求。歐洲資產階級已經意識到這個運動已經危及法國政權，並對歐洲各地造成令人擔憂的影響。
也因此，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黃背心為被極右或極左極端分子領導的暴力流氓。在上週末舉辦的抗議行動之前，政府勸導遊客和公民應該近來待在室內，警告「極右和極左」極端份子將會來「殺人放火」。
國際媒體也一貫性地淡化這週末抗議行動的規模，企圖營造一個整個運動正在下滑的假象。例如衛報聲稱全國只有三萬人在這週末參與抗議，儘管在社群網路上流傳的大量照片和視頻都顯示規模遠大於此。媒體報導絕大部分著重在暴力和打劫行為，頭條新聞上都是焚燒汽車或暴亂的照片。同時政府方面實施的暴力和在法國各地所有警察許可的和平抗議，卻只受到些許注意。
主流媒體也嘗試著將整起運動渲染為一批暴力，混亂和極右派宣傳與「進步性」，「綠色」的排氣稅之間的鬥爭。以《觀察家報》所發表的一篇關於黃背心的社論為例：
「這整起運動沒有一批（政府可以與之）談判的領導人。它主要透過社群網路來組織。而且，我們可以從在巴黎的暴力衝突中看到這起運動實在太容易被劫持了，尤其是那些企圖推翻一個民主政府的極右派團體。」
在法國內外的右翼人士的確嘗試著從收割黃背心運動來得利，但是他們目前還沒有成功。美國總統川普散步了一起驚人的假新聞，宣稱在巴黎的抗議人士高喊著「我們要川普！」極右政黨國家陣線（Front Nationale）的黨魁雷朋（Marine Le Pen)不斷重申她對黃背心運動的支持並反對燃油稅，企圖將整起運動導向反動民族主義的方向並煽動對於她自己的支持度。但是目前唯一從黃背心運動得到支持的政治人物是激進左派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梅式一貫性地支持黃背心，他的支持率也提高8%來到了29%，成為了當下法國最受歡迎的黨魁。相較之下，雷朋的支持率卻與運動爆發之前相差無幾，僅增加了1%，來到了20%。
France, Kantar poll:
Approval ratings (president+party leaders)
Mélenchon (FI-LEFT): 29% (+8)
Hamon (G.s-S&D): 23% (+1)
Bayrou (MoDem-ALDE): 22% (+4)
Macron (LREM-ALDE): 21% (-5)
Le Pen (RN-ENF): 20% (+1)
Field work: 29/11/18 – 3/12/18
Sample size: 1,000 pic.twitter.com/udaLmHZj8T
— Europe Elects (@EuropeElects) December 6, 2018
另外，儘管如《每日電訊報》和《新科學人報》等高知名度報刊都將黃背心運動譴責為「反環保主義」，在週六卻見到一起為氣候變遷提高能見度發起的大遊行，而遊行隊伍之中赫見不少身穿黃背心的民眾。我們從一開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黃背心並不是反對任何的環保政策，而是反對普通法國工人階級公民需要背負減少排放量的重擔，而不是真正排放大多數污氣的大資本財團。在不少城鎮內都看得到黃背心民眾和反氣候變遷環保人士並肩前進。
岑驢技窮的資產階級媒體居然被迫祭出大絕招：聲稱黃背心運動原來是俄國政府的陰謀！泰晤士報發表的一篇報導指稱「上百個與俄國有關的社群網路帳號嘗試著激化震撼法國的街頭抗議。」法國情治單位據稱正在調查黃背心是否是被「俄國特務控制的傀儡帳號」暗中推進。普金究竟為何要反對馬克宏在法國施行的燃油稅，我們也不得而知。將群眾反對撙節的憤怒和對於平等的抗爭簡化為俄國陰謀這種思維，是令人笑掉大牙的。
儘管這類的誹謗滿天飛，在運動中的確也見得到少數真正的趁火打劫，但是法國民眾對黃背心運動和其訴求的支持仍然維持在60%到70%之間。而且國際上對於黃背心的支持也明顯蔓延。除了在比利時和荷蘭的動員之外，在英國工黨黨員之間的各個社群網路內都看得到關於黃背心的視頻，許多貼文都看得到上百則留言的熱烈討論，其中不少人呼籲英國工人們應該要「向法國人看齊！」
馬克宏的滑鐵盧
馬克宏的聲望和國際名譽已經被這起運動完全粉碎，而在被視為是對他任期信任公投的歐盟選舉即將到來之際，他的處境是非常窘迫的。他的倒台之速度值得我們注意：僅僅幾個月內，他從一個代表「理性、溫和、親市場、民主價值」的明日之星變成了今天被他無法控制的政治危機的無聲階下囚。今晚他將會發佈一則公開演說，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們難以想像他有任何重建聲望的可能。誠如巴黎政治學院（Sicences Po）教授Marx Lazar在華盛頓郵報的社論上觀察到：「馬克宏會被這起事件在法國和整個歐洲內受到極大的打擊和孤立。」
我們在上次法國大選時就已經預測到，馬克宏「親歐盟，親資本」的路線將會被證實無法解決法國資本主義的任何一個矛盾。黃背心運動的興起就是一份證據。/圖片來源：Remi Jouan我們在上次法國大選時就已經預測到，馬克宏「親歐盟，親資本」的路線將會被證實無法解決法國資本主義的任何一個矛盾。黃背心運動的興起就是一份證據。/圖片來源：Remi Jouan
馬克宏在燃油稅事件後的狼狽姿態和跌落谷底的支持率，也讓國際資產階級保守驚訝和憤怒，他們也無法在信任馬克宏具有能夠解決危機的能力，惱怒地看到了馬克宏高傲自大「離地」的姿態和殘暴的警察鎮壓策略如何惡化了整個局面。但是馬克宏的驕傲一直以來都是敗絮其中。他政權所面對的危機並不僅是他個人（雖然明顯）的無能所造成的，而是深入到法國資本主義的基本僵局。自2008年法國經濟無法從經濟危機中復原，長年以來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為了應付這場危機而實施的撙節和擠壓工人階級政策同時也讓所有法國政治菁英喪失信用。其實同樣的進程在馬克宏上任之前也決定了前總統奧蘭德以及前兩大建制黨派（社會黨和共和黨）崩潰的命運。我們在上次法國大選時就已經預測到，馬克宏「親歐盟，親資本」的路線將會被證實無法解決法國資本主義的任何一個矛盾。黃背心運動的興起就是一份證據。從《經濟時報》在今天下午發表的報導中，我們也看到了資產階級們後悔他們信任馬克宏：
「如果馬克宏先生得以跳脫於法國歷任總統快速喪失支持率的可悲常態，那他的國際形象將會大大提升。他可以成會全球自由派價值的主導者，而這樣的主導者也是我們現在正需要的。然而，現在馬克宏先生看來已不再能夠拯救世界。他要是能夠拯救自己的總統寶座，就已經很幸運了。「
這起危機也從統治階級之間的分裂上表現出來。國會議員和各部會部長被分成訴求繼續警察鎮壓並停止讓步的「強硬派」以及其他訴求「新政策」，思考著進一步地退讓並提出模糊新路向的政客。但是就算當今的經濟危機還有餘地擠出些許的改良，這些改良也大概無法滿足這個不斷在擴張訴求並且一心試圖擊敗馬克宏政權的黃背心運動。誠如運動中的一位發言人在政府宣佈取消燃油稅時表示：「我們不要麵包屑，我們要整條麵包！「
這些社會上層的分裂是革命進程正在發生的徵兆。我們法國支部的同志們在12月7日發表的聲明中表示法國現在具備著進入革命情勢的所有要素。現在缺乏的是一批可以將街頭上的動能轉變為一系列的罷工行動來讓經濟停擺的工人階級領袖，來終結馬克宏垂危的政權。發展出一個完整的、民主的組織架構也可以保存整個運動的凝聚力並防止它在耶誕節左右消散，或者是墮落到毫無紀律的打劫行動。這些是黃背心們必須要在這個階段完成的任務。讓我們向抗爭第五幕前進！
註：在這篇文章原文發表幾小時後，馬克宏做出公開演說，並承諾了一系列解決「社會和經濟緊急情況」的政策，包括：
- 最低薪資提高100歐元（但是資方不需要支付）
- 退休金月收入每月2000歐元或以下者將免除社會保險負擔跳漲
- 保證加班費將不被課稅
- 請求資方給員工發放年終獎金
- 承諾在下次選舉中會主動理解投廢票民眾的訴求
這些都是相當些微的改良，而且沒有一項會觸及到資本家和大富豪們的財產。由於馬克宏堅持不重設富人稅，這些「麵包屑」改良大概會由納稅人，也就是一般工人們，來買單。梅郎雄正確地駁斥了這些政策並呼籲在下週六發動大規模的「第五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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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理解了真正的托洛斯基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理論才能明白，什麼是正統革命馬克思主義和官僚主義之區別
只有理解了唯物史觀，才能明白並不如勒龐所言 革命只是重演悲劇，而是以不依靠人意志為轉移的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社會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革
如果生產力還沒達到應有的水準革命100次也不會有真正的社會變革，只能是一個新的壓迫階級取代一個舊的壓迫階級
正如法國大革命發生的那樣，法國大革命只是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為新的統治階級資本家開闢了空間
以下證據證明這是毛澤東所寫支持湖南省獨立運動，毛澤東主張湖南應該從中國獨立出來
1920年9月3日，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主張中國應該像其他帝國一樣解體為至少二十七個國家：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麼理由呢？……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盪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個懂得『甚麼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波蘭獨立，截克獨立，匈牙利獨立。尤太、阿刺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上，亦建了三個政府。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已醒覺了……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
」
——毛澤東，《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
個人積分：2972分
文章編號：72846821
autobike543 wrote:
工資降低是以代工為主的奴隸勞動力輸出國,工業化國家找奴隸國代工
資本主義是追求利潤的，從長期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他就必然要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
這也是美國製造業必然會逐漸被興新資本主義國家取代的原因，
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更高利潤率的金融資本不勞而獲和帝國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這會造成大量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只要美元霸權一垮台，這些泡沫自然會被搓破
此時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可能會取代老牌帝國主義國家，
直到資本的全球化生產力擴張到最後落後的一個國家所得也追上來為止，世界革命才會發生
而全球化分工體系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卻也造成更大的製造不平等，因為以剩餘價值來生產，而不是為生產使用價值
世界革命是必然發生的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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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72848740
個人積分：353分
文章編號：72861150
前半段不認同.後半段認同
工資提高或降低才是經濟規律
因為供需變化造成商品價格變化
比如:
當大環境不景氣自然工資會降低.因為工人需求變少.
當大環境景氣好自然工資會提高.因為工人需求量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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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掌握設計或關鍵技術.在供需下.商品自然可以賣高價
如果是組裝業代工業.可取代性越高.自然商品價格越接近成本或賠錢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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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市場飽和供過於求.自然沒什麼投資機會.
一旦落入價格廝殺.老闆第一動作是降低成本.然後員工很可能被流彈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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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個人認為主要是由供需變化來導引市場資源該往那裡流動或從飽滿市場流出.很有效率.
另一種是國家政策用補貼方式去打垮別的國家企業.直到整個市場吃下來.
個人積分：353分
文章編號：72861173
個人積分：514分
文章編號：7286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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